千秋文脉《前后七子》《公安派》人生富贵岂有极，男儿要在能死国。--明·李梦阳《奉送大司马刘公归东山草堂歌》前后七子前后七子为以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为领袖的明代十四人文学群体，标榜“复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前七子之首李梦阳提出文学应重视真情表现的“主情”论调，强调在文学自身价值的基础上，对传统“主理”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大胆提出怀疑，其主张也使文学观念由雅向俗转变，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后七子很大程度上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而较前七子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王世贞更根据思想情感的主导作用提出格调说，点出唐宋派一些作品理气过重的弱点。公安派公安派为明代后期的文学流派，以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袁宗道(1560-1600）为代表。公安派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气，提出"性灵说"，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开拓小品文的创作领域，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此外，公安派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袁宏道有《畜促织》《斗蛛》等随笔200余篇，其散文以《晚游六桥待月记》为代表，真切动人，语言浅近，略无斧凿之迹。袁中道以散文见长，其日记体散文对后世有较多影响，有《珂雪斋集》《游居柿录》二十卷。#简介唐宋派#

唐宋八大家，江西有几人二0二二年十月十二日（壬寅虎年九月十七）周三.阴.21～7。c.新乡谈到古诗，少不了李白杜甫，江西诗派喻李白为诗仙，杜为诗祖，黄庭坚、陈师道和陈与义为诗宗。此外，诗史上还有一组称谓，叫做【唐宋八大家】：韩愈--河南孟州人（768～824年），其代表作《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柳宗元--山西运城人（773～819年），其代表作《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王安石--江西临川人（1021～1068年），其代表作《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欧阳修--江西吉安人 （1007～2072年），代表作《蝶恋花.庭院深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曾巩--江西南丰人（1019～1083年），代表作《城南》：“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一番桃李花开尽，维有青青草色齐。”苏洵--四川眉山人（1009～1066年），代表作《九日和韩魏公》：“晚岁登门不才，萧萧华发咉金罍。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新诗百遍开。”苏轼--四川眉山人（1037～1101年），代表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辙--四川眉山人（1039～1112年），代表作《早睡》：“老人如婴儿，起晏睡常早。粗毡薄絮被，孤枕自媚好。倒床作龟息，逡巡辄复觉。隔门灯火明，仿佛闻语笑。杯捲相劝酬，往往见讥诮。披衣坐跏趺，衰老当自了。室空窗亦虚，半夜明月到。老卢下种法，从古无此妙。根生花辄开，得者自不少。要须海底行，更问药山老。”还有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1236～1283年）江西吉安人，在其《过零丁洋》中留下了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些先辈激励着世世代代的赣鄱儿女蓄力奋发，生生不息。

（知识补充）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论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写景传神，抓住特征，细节盎然，寄世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辞；纪叙扼要，流畅时晰。平易清新，是整体流派特点。散文名篇有：方苞《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登泰山记》。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唐宋派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个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反对以文采取代“道统”，主张“文道合一”的传统。中国明代中叶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该派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因为拟古主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使当时的文学作品渐渐流于仿古、抄袭。唐宋派散文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们的集子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妇的道学文章和应酬捧场的文字。他们主张的“胸臆”、“心源”，指的是道学家的内心世界。茅坤说：“世之文章家当于六籍中求其重心者之至而深于其道,然后从而发之为文。”(《复陈五岳方伯书》)可见他们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道盛则文盛。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同时也削弱着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站在道学立场是不能动摇复古派的根基的。前后七子跨越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取代台阁体主持文坛风气凡百年之久，唐宋派基于自身弱点，虽也指出了复古派的毛病，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唯其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清代“桐城派”即继承了它的传统。公安派是明神宗万历（1573-1620）年间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他们的散文以清新活泼之笔，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以“公安派”的声势为浩大。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纮、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作为公安派理论核心的口号是“独抒性灵”。公安派的“性灵说”融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它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和“理”尖锐对立。性灵说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性灵说”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诗歌评论中的一种艺术创作主张。性灵派主要活跃于清中叶，以乾嘉时期大诗人袁枚、赵翼、张问陶等为代表，在文学创作上主张直报“性情”，反对复古模拟风气，强调要直接抒发人的性灵，表现真实情感，在近代和现代文学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这是按照文章的排名；此外如果算豪放派的宋词排名，他是创始人；再如果算美食家，有赫赫有名的东坡肉、羊蝎子。一个会写文章的词人，懂美食，科举入仕，出道即巅峰，一路被放逐，一直乐天达观，兴修水利，教化乡野，让人称奇敬佩！

唐宋八大家官职高低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