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1936年2月为东北各民族抗日救亡高潮时期。1933年9月到1936年2月，先后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和第六军，把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1933年9月18日，南满游击队先行正式扩展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为杨靖宇。遂于11月7日又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其游击地域扩大到南满各地；1934年9月25日，密山游击队与李延禄领导的东北人民反日革命军合并成东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李延禄任总司令，12月改名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政治部主任为何忠国，将吉东密（山）勃（利）穆(棱）游击队区更加扩大；1935年1月28日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在珠河铁道南三股流扩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使北满哈东游击区扩大；同年2月10日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军长为白族周保中、政治部主任胡仁，使吉东绥宁游击区扩大；1935年5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编成，军长王德泰、政治委员魏拯民，游击区为东满一带；1936年1月30日，以汤原游击总队为基础编成第六军，军长夏云杰、代理政治部主任为满族张寿篯(李北麟），发展了北满汤（原）萝（北）游击区。另有第八军，军长为汪亚臣，在五常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东北各军和各族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1933年在抗日东战场上牺牲或被暗杀的有义勇军(革命军）领导者15名(其中有第48路军司令郑桂林、民众救国军前敌总指挥景振卿、第一军参谋长朴翰宗、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朝鲜族李红光、第四军政委何忠国、第一军第一师师长韩浩、第四军第四团政委李斗文和副团长朴振宇、第三军第二团政委赵一曼、第五军第二师政委李光林和李海青、苗可秀等）。游击队领导8名（其中有孟浩、王兆兰、初向臣等），中共满洲省委领导（金伯阳）、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宁安县委书记周子柴（朱守一）等和东北军将领各一名。#郑桂林简介#

1932年1月下旬，日寇集中优势兵力开始“围剿”辽西抗日义勇军。此间日寇第20师团以步兵9个大队、野炮兵4个中队、野战重炮兵一个大队为基干，对打虎山以西至北宁路大凌河两岸进行“围剿”然而活动在这一地区的第48路军郑桂林（郑桂林任司令）部，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日益强大起来。这支武装声势越来越大，成为辽西的主要抗日武装。1932年年初，日寇刚刚占领绥中，便经常四出“扫荡”抗日武装。抗日义勇军不断地打击侵略者，迫使日寇不得不龟缩在绥中县城南关和火车站以及南大营等处。郑桂林探知日军在城内有百余人，七十余人驻在火车站、南大营，四十多人驻在南关涌盛泉烧锅，各配装甲车两辆。3月间，郑桂林司令在东下洼子召集由旅、团长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攻打绥中县城，会上制定了进攻方案，决定于清明节那天行动。具体部署是：杨振忠旅，从县城东北方绕过东门进攻南大营；胡景元旅，由头台子、庙沟进攻南关的日军；顾永祥旅，进人南关与车站中间地带，切断日军南北联系；狄占魁旅，堵击南门日军；窦海山旅，进攻西门；洪永贵旅、于庆堂旅，攻击东门；余部统由郑桂林率领，居中策应，进攻车站。清明节那天傍晚，各路义勇军分头出发，预定半夜零点，各路同时发起总攻。杨振忠率部直扑南大营，首先击毙日军瞭望台上的哨兵。枪声惊醒正在酣睡中的日军，他们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后日军在两辆装甲车掩护下冲出营门。当他们逃到东站附近时，义勇军督战队队长管长春飞身跳上车，用手榴弹炸毁前面一辆，而后面那辆因驶速太快，无法刹车，撞上前辆车后滚到沟里。这次战斗约三小时，胜利结束，俘虏17人，缴枪二十余枝，钢盔30顶。但义勇军也有很大伤亡，天亮前，郑桂林率部向城西撤走。郑桂林部结束绥中攻城战后，声势大振，极大地鼓舞了爱国人民的斗志，各地抗日民众踊跃参加抗日义勇军。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第48路军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整顿，扩编为12个旅。由于第48路军战术机动灵活，忽而集中，忽而分散，神出鬼没，使敌人不可预测，无计可施，只好调集重兵进行“讨伐”。从4月开始，日寇调遣第8师团和混成第4旅团协同作战。敌人虽然不断地增加兵力，然而对声势极盛的义勇军出没无常的袭击，毫无办法。第48路军越战越勇，一直转战于热辽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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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宅霍乱灾难日本侵略者为了配合其军事进攻，对我国不少地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浙江是遭受日军细菌战灾难的重灾区之一。1940年10月4日、22日，El军分别在衢县、宁波使用细菌武器，撒播鼠疫跳蚤和投掷含有鼠疫菌的麦、粟等物，引起鼠疫、霍乱、赤痢、伤寒、副伤寒等烈性传染病流行。正是日军的细菌战使浙赣从一个非疫区变为鼠疫疫源。日本侵略战争造成全国战乱，难民的流动则加速了鼠疫病传播，给鼠疫病提供了通道，致使当地民众遭受鼠疫等疾病的侵袭，蒙受了巨大损失。浦江县郑宅、白马、寺前、七里危害尤烈，今举郑宅一瞥，以证一斑。1940年农历九月，郑宅已现霍乱瘟疫。许多家庭，父母死于瘟疫，遗下未成年子女，或子女死了撇下步履艰难的老人，更有全家罹难者。郑宅暴发的霍乱瘟疫，早是由两个从外地逃难来的乞丐引起，乞丐住在郑宅枣园村的钱侯殿(俗称钱爷爷殿)，上吐下泻先后死亡。当时，村民不知隔离预防，因而很快在郑宅各村传染开来。枣园村相继死亡的有：郑金牛(木苟之兄)、郑可治(维生之兄)、郑可法(秋珪之祖父)、郑期茂(期昆之兄)、郑期茂之女、郑东林(柏荣之父)、郑东林之姐、郑新喜(可法之弟)、郑期宝(新锡之父)、郑期宝之妹、郑玉庭及其母、郑修元(期昆之子)、郑秋林、郑绍旗、其母及妹等。此后，瘟疫顿成燎原之势!上郑、五房、冷水、后溪、东明、丰产等各村暴发性大流行，不久很快蔓延到堂头蒙山村，白马傅宅、旌坞等村。农历八月初，霍乱瘟疫在冷水村暴发流行。八月初二，郑修江之母(齐天之祖母)死亡;初三，郑志庆之母死亡;初六，郑可顺(志庆之二伯父)死亡;相继死亡的尚有郑樟雨(锡江之父)、郑期忠(金山之堂兄)、郑定凡之母、郑定海之妻洪月琴、郑可功(修补之祖父)、郑定宝妻等20余人。五房村郑胜利之祖父，与东明后曹村郑兴年(隆模之父)、下街路(后门头)豆腐店郑隆世在游胡(胡，谐音，一种打牌游戏)，叫店老板打一碗酒，再切二两牛肉下酒，酒未喝完，感到了肚子阵痛，不久死亡。农历八月下旬，霍乱瘟疫传染到丰产村佛楼下，一直到农历八月二十七13为止，先后死亡的有郑期法(根法之兄)、叶河南(叶河虎之兄)、郑训桂、郑训木、郑祖珠、郑兴牛(隆山之父)、郑训理(隆山祖父)、郑兴余(庆良之伯父)郑兴均之祖母、郑训泗之子、郑训书及其妻、郑会树之父、郑会树及一子一女，全家疫死四人。还有一位名叫铁高的篾匠师傅，东阳县人，在郑宅染上霍乱瘟疫，客死郑宅。1940年农历九月十六日前后，后溪村感染的人群朝发夕死，在短短的10余天中，便死亡40余人，甚至在一天之中，死亡了好几个。村堂楼里的灵堂中，往往同时放着几具灵柩。有的人白天去做“八仙”，替人抬棺葬坟，到晚上自己也染病死亡。郑定楼一家五口(妻子、二个女儿、一个儿子)，在数天之内，死至灭门!郑定楼的岳母家在白马镇旌坞村，其内兄前来送丧，归家之后，其内兄和女儿便染病身亡，村民也被感染。后溪、枣园等村，人心恐慌不宁，有的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有的逃到偏远的亲戚家躲起来。村里有人死了，亲戚家的“寿被”也不敢送上门来，只得在装“寿被”的竹篮子，贴一张字条，写上死者的姓名和送者的地址姓名，挂在村口路旁的树枝上，让死者家属自己去取。白天没人敢来，家家闭门封户，行人绝迹，晚上整个村阴沉沉、黑洞洞的一片。死了未遑安葬而停尸、停棺在家，到处笼罩着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真有“万户萧疏鬼唱歌”之惨景。后溪村郑隆有先发病。他从外地回家，吃好晚饭去睡觉，上吐下泻，仅一个晚上就死去了。接着死亡的有郑凤玉(隆秋之养女)、郑兴业、郑兴炳、郑训洪之妻、郑桂林之妻、郑桂绍之妻、郑启明及其妻、母，郑定香及其妻，郑双福之妻(已怀孕)，郑隆聚、郑金元、郑可勇、郑定仁之母……我是@陈姐谈历史，每天给大家分享凄凉悲壮的历史故事，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我哦——摘自抗日战争纪念网看了这段记实，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悟。抗日战争我们虽然取得了终胜利，但远不是如神剧般的轻松。对于当年日军的残暴行径，本人的态度是不回避历史、不夸大史实、不鼓动大家仇视日本，但作为曾经受难的华夏儿女，我们必须了解这段历史！！！作为华夏子孙，都该好好了解真实的抗日战争状况，正视那段屈辱的历史，并以此来警醒后人！！#郑桂林简介#

抗日义勇军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战术特点，为日后东北更为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提供了借鉴，积累了经验。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抗日义勇军全部战术中普遍的特点。它充分利用地理优势，抓住有利时机、有利条件进行作战，有利就打，无利便走，是没有固定作战阵线的运动战，这种战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强有效的战术；二、声东击西，引蛇出洞，这一战术在义勇军中得到广泛运用。特别是在战争初期，日军人地生疏，不敢贸然分兵进攻，义勇军就采取这一战术将敌人引诱出动，然后或避实击虚，或集中兵力进行歼灭战。1932年4月，郑桂林部发动的红庙子战斗就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战术；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它利用日军将骄兵、利用日军异国作战人地两疏、利用日本兵力不足、利用日寇和伪军之间的矛盾等等日军防御的薄弱环节进行突然袭击。辽宁义勇军李春润攻打余里沟和苗可秀攻打凤城战役都充分地运用了这一战术；四、利用夜间作战，出奇制胜。日军拥有一定数量和军事素养的常备侵略军，还调动大批空军配合作战，白天极为嚣张，而晚间这种优势就比较有限。义勇军抓住敌人的弱点，往往进行夜袭出奇制胜；五、化整为零，分头游击。义勇军化整为零与日军进行游击战的。特别是1932年末，日军实行“扫荡”以来，这一战术更为常见。辽南李纯华部平时义勇军战士在乡劳动，需要出击敌人则招之即来，率部出发，打完仗仍各回其家，寓兵于农；六、忽南忽北，疲惫敌人，即义勇军回避与敌人的正面作战，在行动上忽南忽北，行踪不定，拖疲敌人，牵着敌人鼻子走；七、里应外合，内外夹击，即利用敌人内部反正力量，与日军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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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郑桂林丢下了东北军少校作战参谋不干了，出关到东北抗日，给自己起了个响当当的别号：郑天狗！天狗吃日，那可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说！郑天狗抗日之决心，日月可鉴！郑天狗出关，先去了老家建昌县祖坟，发誓说：“小孙桂林绝不辜负先教，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为挽救国危，誓为民族尊严而战。望祖先助孙一臂之力，将东洋赶出国土！”郑天狗终究没有辜负他这个响亮的名头。出关后，他拉起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四十九军，军力盛时，达到一万多人，成为东北地区强的一支抗日队伍。当时，东北地区有一首民谣，“天狗咬，蜂子蛰，座山雕打得恶，杨麻子不用说”，就是老百姓歌颂义勇军首领的，其中天狗，就是郑天狗，而另外三个人，都是郑天狗部队的骨干。郑天狗带领军队，在东北与日伪军作战百余次，声震全国。1933年春，当局解散了北平的东北抗日民众救国会，郑天狗失去后援，只得率部入关，半路还参加了长城抗战。郑天狗积极抗日的行动，引起了不抵抗当局的不满，所以先后两次压缩他的军队，改成4000多人的师。1933年7月，郑天狗率部哗变，加入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后来在国军和日伪军的夹击下失败，郑天狗也在天津被当局逮捕，11月被秘密杀害。可悲啊，一名抗日志士，没有死在日寇手中，却死在自己人手中，真是一出现代版的“坏汝长城”！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白山苍苍，黑水洋洋，曾有一只逐日的天狗！ 煌煌祖宗业，永怀河洛间！欢迎关注@永怀河洛 为您讲述历史老照片里的人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