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濬，早提出杀岳飞是赵构的意思。在中国历史上先提出杀害岳飞的元凶是宋高宗赵构而非秦桧。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是秦桧以“莫须有”(也许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的。也就是说，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现在所有中学和大学的 中国历史教科书都采用这种说法。其实，这种说法有悖史实，是不能够让人信服的。早在 20 多年前，我国当代 宋史研究专家王曾瑜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原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曾撰文明确指出：宋高宗是杀害岳飞的元凶，秦桧和张俊等只是帮凶。王先生这一评断与明代丘浚的观点不谋而合。如丘浚在其所著的《世史正纲》里说：绍兴十一年， “帝下岳飞于大理寺狱。”并加按语说：“岳飞之死，世皆以为秦桧矫诏杀之。 而此特笔帝下飞于狱何？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桧非承其意，决不敢杀其大将。……况《宋史 • 何铸传》明言：铸白飞冤，而桧答以‘此上意也’哉！ ”丘浚这段按语旨在阐明：宋高宗不是昏庸愚昧之主或傀儡皇帝， 如果秦桧不秉承宋高宗的意旨，决不敢杀害岳飞。何况秦桧曾经明白地对御史中丞何铸这样说：“此上意也”。意为要杀害岳飞，是皇上宋高宗的意旨，并非我秦桧的主 意。可谓有理有据， 评断完全符合史实。《宋史》卷 380 《何铸传》也明确记载：御史中丞何铸发现所谓岳飞“谋反”是冤案，立即向秦桧汇报：“铸察其冤，白之桧。桧不悦，曰：‘此上意也。’”可见杀害岳飞 的主要凶手显然是宋高宗，而不是秦桧。丘浚在《世史正纲》里所说“帝下岳飞于大理寺狱”，“帝杀故少保枢密副使武昌公岳飞”，完全符合史实。这充分表现了丘浚具有卓越的史识！遗憾的是，丘浚和王曾瑜先生这一正确的观点至今仍未被中国历史教科书所采用，千百年来一直重弹着陈腐的传统老调，而完全归罪于秦桧的“莫须有”。其二，能明辨是非，彻底澄清“黄竑易储之奏”疑案，为明代宗景泰年间的工部尚书江渊洗雪。史载：成化初，丘浚与修《英宗实录》时，“执笔者谓，黄竑易储之 奏，出前工部尚书江渊， 史馆多以为然。公独曰：‘闻当时竑杀其兄， 为此觊免死。且广西书奏用土产纸， 易辨也’。 索其奏验之， 果广西纸，众乃服。”

白延圩，有史记载始建于明早期，明中叶渐成圩集。因当地多生一种白藤植物而得名“白藤”，文昌话音译后，名“白延”。明朝早期～民国时期，海南先人追随着闽、粤先人的脚步，逐渐掀起了下南洋热潮。明代海南先贤丘濬的《送林黄门使满剌加国序》，一直被琼、马两地学者认为是海南人出使马来西亚的早记载。而白延圩，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性，受下南洋风潮的影响，自是你追我赶人潮涌动。他日衣锦还乡，也许是每一位游子的心愿和梦想。二十世纪初，白延南洋华侨，陆陆续续回到家乡建设。于是，这个被时人号称“小上海”的白延圩，应运而生建起3家外资银行：花旗银行、渣打银行、汇丰银行（已被日寇炸毁）。白延，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圩市。赶集人来人往热闹。除了卖本地商品之外，集市上还卖外来的洋货，有进口香烟、手表、自行车，特别是亚细亚煤油、英国饼干、布匹等外国商品。出于对国父孙中山的爱戴和崇敬，由国民d高官提议、国民d文昌部拨专款，于1937年在白延选址，建造海南迄今为止一座中山公园，内建中山纪念亭。没有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却不乏霓虹笙歌与人声鼎沸，白延，这个地处海南东部的边陲小镇，却上演着一部琼人下南洋的血泪辛酸史，以及文籍爱国将领铁血汉子的铿锵史。物华天宝的文昌，造就了海南东部灿烂的人文历史。民国时期培养出的221名将军（大将1名、上将4名、中将41名、少将175名），在海南乃至中国的近代史上，都堪为璀璨夺目的一页。白延，这个小小的圩镇，往日繁华不再。光影下的中山公园、中山纪念亭以及所剩无几的南洋小楼，为今日走访者铺垫开一副瓜瓞绵绵的近现代海南辉煌史。

海南进士出琼山，这座千年历史文化名城登科进士者62人，居各市县之首。海南琼山，千古名城。始于唐贞观元年（627年）设置琼山县，1994年撤县设市，同年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2002年行政区域并入海口市。琼山县自建置至民国时期，一直是海南一级军政所在地，县治府城为海南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作为文化教育资源较为集中的琼山，史上也培养出了一批批科举人才。在海南科举史上登科进士者110人，其中琼山62人，占半壁数据还强，可谓群英闪烁；其中宋朝8人，明朝45人，清朝9人。当中不乏有位居一品宰辅的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丘濬，“破天荒”中海南第一举人的姜唐佐，第一进士陈孚；在科举史上曾留下攀丹村唐氏“一门6进士”，明林杰、曾鹏、何其义“五里三进士”、还有“四对父子进士”的佳话。资料记载难免有出入，欢迎大家讨论！（参考资料王俞春《海南进士传略》，朱东根《海南历代进士研究》、高日焙主编《琼山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

一天，宋静敏到乡下调研，天气炎热，口渴难耐，就走进一户农家要水喝，他痛快地喝完水后，却被桌子上一本发黑发黄的古书吸引住了，他拿起来一看，隐隐约约看到上面写着“御批”字样，心中不由一惊。宋静敏是海南大学教授，他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收藏古玩字画，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去当地的古玩市场，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买回来，家中无论客厅、书房，还是墙壁上，均放置或挂有各种古玩。那么，眼前的这本书有什么来历呢，为什么吸引了宋静敏的目光，他又是怎么认定这是宣德皇帝亲自批阅过的书呢？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礼记集说》几个大字。《礼记》是孔子及其弟子以对话的形式所作，主要记载和论述了先秦时期的礼制、礼仪和修身做人的准则等，内容涉及广泛，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等学说，是和《论语》齐名的儒家经典。从汉唐到明清的上千年间，很多学者都对《礼记》进行研读注解，比较著名的有南宋卫湜所撰的《礼记集说》和元朝陈澔所撰的《礼记集说》。卫湜的《礼记集说》共160卷，现仅存70卷残本，藏于国家图书馆，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元朝陈澔所撰的《礼记集说》共10卷49篇。虽然和卫湜所撰同名，然而风格迥异，内容简明浅显，在明清两朝曾作为书院、私塾的御定教材，是科举考试的必备书目。眼前的这本就是陈澔版的《礼记集说》，虽然残破不全，那发黑发黄的纸张透露着年代久远的信息，书中多处写着“御批”“ 备旨”和“钦此”字样，又让它蒙上了一股神秘的气息：这些都是古代至高无上皇帝的口吻啊！再细看，这些字都是用朱红色的笔迹写就，由于多年风化，透出铁红色的印记。关键的是，在这本书的第九卷封底上清晰地注有：“宣圣对联写在这内纸壳，记之。”宣圣，不就是明宣德皇帝吗？但是，书中多处还盖着“张玺”和“石屋缄藏”的印章，这又是怎么回事，张玺是何许人，既然是皇帝研读过的书，怎么会有私章？这本书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张玺是明洪武三十（1397）年间的进士，多年在朝中为官，而陈澔的《礼记集说》的印刷时间是1328年，那个年代书籍的印刷量很少，一本书要用很多年，所以，这本书很可能被张玺收藏，而后又献给皇帝研读，成为皇家藏书。而“石屋”则和明朝海南历史上的一位文人丘濬有关。丘濬是海南琼山人，明景泰五年(1454)廷试中二甲第一名，在京为官近40年，曾任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明弘治年间曾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即太子的老师。这么显赫的官职，又曾是当时的“教育部长”和太子的老师，肯定受到皇帝的宠爱，皇帝将皇家藏书赐给他的可能性是极大的。那么，这部书的脉络就基本理出来了：元朝末年，陈澔印制出版了《礼记集说》，张玺作为当时朝中大员得到了一部，后来献给了皇帝，被皇家收藏。后世皇帝多次研读并在上面批注，明弘治年间这部书又被赐给了当时的太子太保丘濬，丘濬为官清廉，他带回家乡的没有过多的金银财宝，而是几十箱的书籍。回到老家后，他在自家的祖宅开设了“藏书石屋”，收藏大量书籍和方便后人读书学习。“石屋缄藏”的印章便来源于此。时光荏苒，500多年的沧海桑田和世事变迁，丘濬当年的藏书多数不复存在，这套残存的《礼记集说》也不知辗转经过了几代人的手，但是，这部书作为传统文化的经典流传下来，依然能够让后人看到经典的光芒。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古时人们对书籍的重视程度，一部书可以传世，可以作为传家宝。这本珍贵的古典书籍被陈静敏所收藏，只在极其重要的场合方拿出来示人。现在进入电子时代，电子信息浩如烟海，电子产品不离手，能有多少人静下心来读书，又能有多少人把经典收藏。#丘俊简介#

丘浚故居丘浚为明朝海南籍的大学士，丘浚故居鉴于元末明初，是目前海南省目前发现建造时间早的明代木构建造。

海瑞是海南历史名人，海南“双璧”，另一人为丘濬。海瑞以举人出身，不计个人生死，以抬棺死谏，古今少有，蒙大明三朝皇帝不弃，官至正二品，死后无家产。实为后世为官者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