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阎锡山从成都乘飞机准备逃往台湾，他带的十多箱金条造成严重超载，飞行员请求陈立夫去和阎锡山商量，能否卸下金条减轻重量，结果遭到拒绝。这年的4月24日，太原解放，阎锡山痛哭流涕，为了安慰自己和欺骗世人，他编造了所谓的以梁化之为首的“太原五百人自杀”的假消息。当时国民d在大陆正处于崩溃阶段，为了给官兵鼓劲，国民政府配合阎锡山大力宣传所谓“五百人”。但仍有人对阎的做法提出异议，章士钊和邵力子在1949年5月8日给李宗仁的信中说：“夫阎君不惜以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己遁去，晋人莫不恨之。”南京解放后，李宗仁受蒋介石幕后掣肘，府院矛盾加深，在财政、军事等问题一筹莫展的情况下，何应钦内阁于5月30日集体辞职。李宗仁随即提名国民d元老居正组阁，却在立法院表决时未获通过。阎锡山的机会终于来了，他知道李宗仁已别无选择，但没有蒋介石的支持，这个行政院长谁也当不成。适逢其继母在台北逝世，阎锡山以为继母料理后事为名飞赴台湾，乘机晋见蒋介石，获得蒋介石的支持。于是，李宗仁提名阎锡山为行政院长，以200票对50票的优势获得立法院通过，阎锡山便成为国民d在大陆的后一届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对于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一职，他的手下并不十分赞同，徐永昌曾劝阻说：“我们手无寸铁，看人眼色，仰人鼻息，有名无权的内阁，恐将换来断送江山的千古罪名。”阎锡山却满不在乎说：“本内阁仅为大夫，开出对症药方，即算尽到责任。至于病人是否服方，则非我能过问。”于是，6月13日，阎锡山在广州宣誓就职。阎锡山上台后，内阁成员基本还是原来的人，阎的亲信只有贾景德一人做了秘书长，还有几人只是挂名。尽管受命于危难之中，且手中并无实权，阎锡山仍然尽职尽责，平日里除了开会必须到行政院或国防部，其他时间就待在寓所里，苦心孤诣地“开药方”，编写各种解决时局的方案。当时为紧迫的问题无外乎军事与财政，军事部署多为参谋总长顾祝同直接受命于蒋介石，阎锡山非但无权过问，即使开出的药方，到蒋介石那里也是废纸一张。倒是财政方面，为转嫁财政危机，阎锡山改金圆券为银圆券。但由于国民d统治区地盘不断缩小，银圆券兑现困难，“国统区”很快发起拒用银圆券风潮。大陆全部解放后，银圆券被彻底废除。面对解放军的节节推进，阎锡山虽使出浑身解数，想要挽救时局，却既无还手之力，亦无招架之功，只好于8月8日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11月28日再迁往成都。两天后重庆解放，成都危如累卵。在四面楚歌中，颇有耐心的阎锡山在大陆再也待不下去了，只好带着他的“政府”飞往台湾。阎锡山的逃亡旅途也颇为不顺，1949年12月7日，他乘坐的飞机抵达四川与湖北交界处时遇到寒流，飞机两翼结冰，机身下坠，飞行员只好驾机返回成都。阎锡山逃往南京时，把“国防部”拨给他的军饷以及西北实业公司在太原、上海、天津等地的资金和物资一律兑换成黄金运走，后剩了十多箱金条没来得及运，只好随身带上。没想到，就是这十多箱金条造成严重超载，致使飞机下坠。当第二天政府大员们再次登机时，飞行员请求陈立夫去和阎锡山商量，能否卸下金条减轻重量。“卸下金条？”阎锡山眼珠子都瞪圆了。未来前途未卜，离了钱寸步难行，金条哪能卸下？但飞机超重不能起飞，总不能因此误了性命。阎锡山略一思忖，随即决定减少登机人数，留下几名贴身卫士，这才带着十多箱金条顺利飞往台湾。阎锡山逃往台湾后，一片忙碌：举办团拜会，发表“元旦献词”、“告海陆空军将士书”等，宣称“坚决地切实地告别过去的失败，开始新的胜利”，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从来都不被蒋介石所真正信任，历史上多次反蒋，这种情况下，他的行政院长怎么可能长久呢？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岂容阎锡山这个昔日的老对手在“行政院长”的宝座上耀武扬威。阎锡山当初是作为蒋、李冲突的调停人出来执掌中枢的，如今冲突一方李宗仁已远走美国，调停人自然已成为多余。活跃了没多久阎锡山便意识到这个问题，也看清了自己如今的处境：手无寸铁，不过是寄人篱下。阎锡山略带伤感地对贾景德说：“我的责任已尽，以后应是辞修（陈诚字）为总裁分忧了，我们准备交代吧。”阎锡山知道蒋介石很快就会复职，而铺平人事上的道路是其第一步，于是决定主动请辞以落个面子上的光彩。事实上，蒋介石对阎锡山到台后的一番表现早已忍无可忍，未等阎锡山主动请辞，蒋介石便采取了行动。1月25日，国民d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辞去阎锡山“国防部长”一职。3月1日，蒋介石宣布复职，阎锡山即呈请辞职，3月6日，国民d中常会临时会议通过阎“内阁”总辞职，同时提名陈诚任“行政院长”。3月15日，阎锡山在一片非议中卸任，结束了为期9个月居无定所的“行政院长”生涯，至此淡出人们的视线。

老A《名家文学欣赏》附65郭沫若——《洪波曲》（24）二、特别召见……关于“七七”周年纪念的筹备，我们采取的依然是“办而不包”的办法，把官方的d政军各和民间团体都邀请了来。但这一次的陈诚，惩于前一次扩大宣传周的过火，却不肯多出钱。前一次他慷慨地批拨了一万，这次却只肯出三千（这数目我记不清楚，恐怕比这还要少）。假如不够，要我们叫其他的和团体凑集，这事情自然是很难办的。正在筹备开始的时候，有一天上午，突然接到侍从室的电话，说：委员长召见，要我立刻就去。这一特殊方式的召见使我诧异了。平常的“召见”大抵是在两三天前由交际处来一通知，通知时日，届时前往应召。那样的时候，人数大抵多，你必须在侧室里等候，挨到轮次，再被点呼入内。为什么要单独召见我呢？我实在诧惊得很：是不是他得到什么情报，认为我闹出了岔子呢？我赶到了湖北省**，立即被引进了客厅，使我出乎意外的，召见我的人已经坐在里面等着了。他起来，握了手，和我寒暄了一下，要我坐在他的旁边。他开始说话了。“你所拟的，唵，关于‘七七’纪念的办法，我看是，很周到，唵，很周到。近来是不是已经开始筹备？”我把筹备已经开始的情形报告了他。“辞修给了你多少钱？”陈诚那时又兼任着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为了布置防御工事，已经到阳新的长官司令部去了。我又照实数告诉了他。“哦，那太少了，那太少了！唵，你看，唵，要多少钱才够用？”“这很难说的，钱多多办，钱少少办，实在说不出一个标准来。”我这样回答了。“不妨盛大一点啦，前一次台儿庄的时候，你们用了多少钱？”“那时辞修给的是一万。”“那么这样吧。”他拿起茶几上的一支粗大的红蓝铅笔准备要在签条上写，“一万五千块钱，可够吧？唵？”“假如连《年鉴》的印刷费也加进去，那恐怕就不够。”“不，《年鉴》到出版时再说。”他已经在签条上写着了：“发第三厅特别费一万五千元正，军需处长周。”又接着说，“这样可以够了，唵？大概可以够了，唵？”我拿着签条，要准备走了。他又留着了我：“啊，还有一件事。唵，那三种文告，哎，就是告人民、告前敌将士、告国际，请你们给我拟好，唵？〞拟好之后，送来我看。你以后随时都可以到我这里来。要钱用，随时告诉我啦，唵？”我每逢被召见一次，总想很快地便能离开，愈快愈好。但这次要起草文告，却不能不请求他作些指示了。他也指示了一些意见，终于让我离开了。三、“奉旨出朝”“奉旨出朝，地动山摇。逢山开道，遇水造桥。”鄙人面奉御旨，办理“七七”周年纪念——有人早就这样替我宣传出去了——应该是威风八面的事，可不是吗？威风确是不小，而且是使地不动而山不摇了。谁能说不灵验呢？往常总是争这争那的二厅、一厅，这一次可不争了。往常总是碍手碍脚的四大秘书，这一次可不碍了。有了特别费，政治部以外的d政军各，已经认定的款项都豁免了。担任了工作的，还可以到筹备处领取工作费。因此一般的工作态度也就似乎更加皈依佛法了。其有趣的是陈诚的态度。他在“七七”前几天从阳新赶回来了。有几个大场面是须得他来参加的，他为什么不赶回来呢？政治部认捐的三千元，起初也是豁免了的，但他却自动地叫总务厅拿了出来。他还对我说：尽可能地盛大地做吧，特别费不够，政治部还可以再拿钱。在五号傍晚，记不清是开了什么会之后了，在辉煌的电灯光下，陈诚和我，还有其他的人，在汉口的一座临着花园的走廊上闲谈。黄琪翔和吴国桢是在座的，这我记得清楚。……（待续）摘自《郭沫若选集》第一卷​#辞修先生简介#

1944年，在谈到改良抗战时国军基层士兵待遇时，何应钦认为，团长以下应与士兵一同进餐，而陈诚反对说：士兵生活太惨了，惨到团长们都不愿意看，实在没法一起吃饭……曾任国府军令部长的徐永昌生前一直坚持写日记，因此《徐永昌日记》也成为研究国军高级将领的珍贵史料。1944年7月9日，徐永昌就在日记中记录了国军高层会议上关于改良基层士兵待遇的一次讨论：（原文如下）晚八时曾家岩会报并晚餐，蒋先生发言，谓：“我昔以守势时期（交通亦不便）费兵多，此后渐取攻势，敌亦无力再有大举，允宜减少单位，俾补充容易、改良营养以为精兵之计。”又谓：“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致盟邦不以我为人。”并云：“多亏有洛阳、长沙之败，否则种种腐坏现象俱不得知”云云。继何敬之（何应钦）提议：团长以下与兵共餐，云英国即如此。蒋先生极同意，陈辞修（陈诚）独持异议，所持理由蒋先生悉驳之，以为必实行。辞修末谓：“兵之生活太惨苦，团长实不忍常视之，无法同食”云云，是何言欤！徐永昌在日记中说，当天他和何应钦、陈诚等人一起在曾家岩向蒋介石汇报并一起吃了晚饭，蒋介石在谈话中提到了提高士兵素质的“精兵之计”。于是，何应钦顺着这个话题表示，今后国军团长以下的军官都应该与士兵共同进餐，因为英国就是这样做的，蒋介石也表示同意。但是，陈诚并不同意这个做法，并且给出了自己的理由：因为士兵生活实在是太苦太惨了，惨到团长都不愿意看，因此实在是没有办法让团长和士兵们一起吃饭……徐永昌一直将记日记作为修身的手段，但在这篇日记后，他说“是何言欤”，表现出了对陈诚言论的不满。不得不说，陈诚的发言和那个著名的笑话如出一辙：一个大善人看到路旁的乞丐衣衫褴褛食不果腹，说：“乞丐太惨了，我看着心里难受，请你们把他送到别的地方，不要让我看到……”

老A《名家文学欣赏》附60郭沫若——《洪波曲》（19）……第二天我起得很早。这是我们的工程圆满的一天了。费了六天工夫，把武汉三镇的民气着实鼓动了起来，我们估计在这后一天，可能有十万人以上参加大游行。这也应该是翰笙高兴的一天，善于适应的翰笙，他担任着运筹全局的责任，和各方面的关系打得很好，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不仅如愿以偿，而且在好些成绩上竟是超过了愿望。他本来是住在武昌的，这一天也很早地便过江来了。我把陈诚的信给他看了，他却爽朗地叫了起来：“笑话！啥子奸人呵！谁要来捣乱就请他来，老子才不把他捶成肉酱！”“真是无聊的事，”我接着这样说，“喂养一切情报员，吃饱了没事做，造假情报。”“关康兆民什么事呢？要请他来‘协助’？”翰笙有点愤慨了。“大约要他发动起别动队来保卫会场吗？”我作为笑话地说。但我们也没有十分介意，在八点钟左右，一同坐着汽车到北郊外的大会场去。天色有些阴晦，说不定会下雨。这倒是值得担心的事。费了六天工夫，希望在这后一天显出一个大场面，总要不要下雨才好啦。到了会场，一切布置都已经停妥了。群众在陆续到场，从南从北，歌声不绝，口号如雷，各色的大旗横招，迎风招展着，闪入会场。我们登上了讲演台，指挥的人用扩音器在指挥着群众依次地各就自己的岗位。照着预定计划，是九点钟开会，十点钟起开始大游行。离开会的时间愈近，群众来得愈加踊跃，广场前的大横道被拥塞着了。然而不作美的天色，却愈来愈阴晦，看来，的确免不得要下雨，而且要下大雨了。八点半钟左右康泽公然也来了。他以他那十分僵硬的、木偶式的步调和动态，走上台来，跟着他的还有宪兵第某团的团长，和一些我不认识的要员。都是武装而佩着手枪的。康泽来和我拉手，那肥厚的手和那鹅顶般的前额下一对竖眉和爆眼，早把他想要说的话提前说出了。而他那同样僵硬的舌头才慢吞吞地向我说：“辞修昨晚有信给我，要我来帮忙，维持秩序。”“谢谢你们，他也有信给我。你能够相信，会有人敢来捣乱吗？”“哎，说不定呢！”他又慢吞吞地歇了好半天，“我们做稳当一点总好，有备无患啦。”雨终竟落下来了，果然落得很大。但是群众依然在踊跃着来，广场上的人淋着大雨也没有动摇。我们心里正发着会心的微笑。然而奇怪得很！在那样的滂沱大雨之中公然拉出了警报来。这可不是玩的！宪兵团长抢过扩音器，便命令群众迅速解散。这样一来，队伍便完全零乱了。康泽又慢吞吞地和我再拉一次手，而又慢吞吞地启动他的方腮：“游行是只好作罢，我们可以走了，啊？”微微侧着头点了一点，他再以他那十分僵硬的、木偶式的步调和动态走下了台去。我同翰笙两人只好鼓着眼睛相向，什么话也没有说。——哼！岂有此理！不仅造假情报，而且造假警报！怒火在心里我遏勒不住。第六章低潮期一、邓演达再世陈诚，在抗战初期不知底细的人们对他有些幻想。其所以然的缘故不外有这两种：第一，在淞沪战役时他担任左翼军指挥，确实还打过几仗。第二，政治部的组织使国共合作在形式上具体化了，而且还网罗了一大批文化人，增加了他的身价。你想，连都做了副部长，这还了得！但其实这位以剿共起家的丘八，他懂得什么政治，更懂得什么文化！他的身材矮小，一举一动都在模仿着“吉纳拉里西摩”，武汉的外国新闻记者给了他一个绰号叫一一Pocket Geuea-lissimo（大元帅的袖珍本）。其实更确切一点说：他不过是傀儡师手里的一个木头人而已。那位傀儡师，本来并没有心肠抗战，只是由于内外的逼迫，出于不得已，才让自己手中的傀儡出来不时表演一些姿态。表演给谁看呢？一方面是表演给老百姓看，另一方面也是表演给敌人看。老百姓说：国家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了！十年内战，招来了敌寇的大侵略，你现在不能再打内仗了！你要团结抗日，救亡图存呀！你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呀！西安事变留下了你的老命，那意思你要明白！是呀！——傀儡师不仅用唱白来回答，而且也用姿态和傀儡的表演来回答：我现在已经不打内仗了，我现在正在讲究精诚团结。你们没看见吗？我恢复了政治部，把共产d和一大批左翼文化人都团结起来了。我和苏联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有很多苏联顾问和空军都来帮我国打仗。你们没看见吗？……（待续）摘自《郭沫若选集》第一卷​

1948年1月初，新五军在公主屯被解放军全歼。陈诚急得胃病发作、卧床不起。蒋介石带着国防部次长刘斐、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等人飞到沈阳，追查战败责任。在军事会议上，蒋介石一上来就大发雷霆，痛斥众将领无能，只顾保存实力而见死不救。为了推卸责任，东北行辕主任陈诚、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和新六军军长李涛等人在会上互相指责。后，见其他将领的情绪都很激动，陈诚只好无奈地承担责任，说：“新五军的被消灭，完全是我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惩办我，以肃军纪。”蒋介石看到东北的局面，也感到陈诚的确没有办法了，但是东北又重要，必须选一个有能力的虎将，想来想去，蒋介石选中了卫立煌。卫立煌在国军将领中是属于很能打仗的虎将，他的资历和声望都很高，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等人都曾是他的部下。一开始，卫立煌不同意到东北来，他也清楚这是一个烂摊子。蒋介石派行政院长张群、参谋总长顾祝同前去劝说，陈诚的老婆谭祥也苦苦求情，对卫立煌说：“辞修（陈诚）的病情很严重，只有请卫先生去东北才有办法。卫先生去东北就是救了辞修和我！”卫立煌的老部下们听说此事，大都认为去东北是凶多吉少，出力不讨好。就在卫立煌犹豫的时候，蒋介石又找卫立煌谈话，他给卫立煌戴“高帽”，说：“东北是一个比西欧大国还要大的地方，那里的重工业占全国大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安危须仗出群才’，没有得力的人才是镇守不住的。过去几十年，有几次靠你挽救了危险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到了这个紧要关头，我看只有你能担任这个艰巨重任，才让你去东北，相信你一定能挽回不利形势。”为了让卫立煌放心，蒋介石还答应，把东北的军政大权全交给他，并说：“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卫立煌说：“没有军队不能打仗，现在东北的军队都被围困了，没有大量的增援是不行的”。蒋介石当场表示，先增调5个军去东北，后勤补给优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卫立煌动心了，他表示先去看看再说。1948年1月17日，卫立煌被发表为东北“剿总”司令，22日，卫立煌来到东北沈阳，成立了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同时，还行使尚未撤销的东北行辕主任职权。临行前，蒋介石一再嘱咐卫立煌，到东北后紧急的任务是打通北宁线，沈阳至锦州间的交通干线畅通。蒋介石对卫立煌，历来采用利用的手段，卫立煌在抗战期间和八路军关系密切，这让蒋对其有很大的猜忌之心，他把卫立煌看成嫡系中的杂牌，所以，卫立煌虽然多次担任很高官职，但都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蒋介石只给卫立煌指挥权，根本不像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浙江人那样，有自己的基本部队，而卫立煌到东北后，很快又与蒋介石发生了矛盾。4月1日，卫立煌从沈阳飞到南京汇报东北情况，蒋介石再次提出了撤兵到锦州的意向。蒋介石说：“如今沈阳、长春交通断绝，单凭空运补给无法长期维持，目前形势所迫，必须把东北的主力撤到锦州，在沈阳、长春留下少数部队防守。”卫立煌以部队未整训完毕，不可能打到锦州为由拒绝了，并表示：“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国军的补给问题，我自己负责，请美国顾问团帮助运输。”蒋介石见说服不了卫立煌，只好表示只要有办法保障补给，可暂不撤向锦州，但整训完成后，仍要打通沈阳、锦州之间交通。卫立煌暂时说服了蒋介石，又松了一口气，也增大了守卫沈阳的信心，他回去后不断到各地视察，检查据点、工事修筑情况，还计划扩充沈阳、锦州飞机场，加修锦西机场。5月初，蒋介石第三次提出将沈阳国军主力撤到锦州，卫立煌仍不同意，并派廖耀湘、赵家骧、罗又伦等人去南京说法蒋介石。在见到廖耀湘后，蒋介石提出，除留少数部队守沈阳外，其余主力包括特种兵部队，编成机动兵团，由廖耀湘指挥，随时行动，这样做的目的，是有意分散卫立煌的实力，甩开卫立煌，以便执行主力南撤的方针。廖耀湘正想扩充个人的实力，但由于受卫立煌的制约，他做不了主，却又不敢直接表露。于是，蒋介石又飞到沈阳去找卫立煌及各军的司令官谈话，结果都不同意这个意见。蒋介石见指挥不动沈阳的部队，便把范汉杰推出来，借此来实现自己的意图。范汉杰被任命为冀热辽边区司令官不久， 指挥部设在秦皇岛，由华北和东北“剿总”双重指挥，鉴于沈阳的驻军不听指挥，蒋介石让范汉杰将指挥部移到锦州，并让其打通锦州、沈阳之间的交通，以便使沈阳的部队顺利南撤。蒋介石还从关内调来两个师，归范汉杰指挥。7月20日，蒋介石又决定，将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改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范汉杰任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自卫立煌任东北“剿总”总司令以来，他和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大，而蒋介石对东北的国军也不大指挥得动了，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解放军越来越强大的攻势，东北国军的失败也就是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