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地址中的“肤施”即延安，“桥儿沟”是当时哥哥工作的鲁迅艺术学院所在地。收到这封珍贵的家书后，我当即抄寄一份给远在故乡的母亲。不久，我到广西柳州铁路机厂当徒工，仍陆续寄信给延安的哥哥，却如泥牛入海，再无回音。此时正是国民d发动皖南事变后掀起反共高潮，重兵封锁陕甘宁边区，邮路已告断绝。1944年夏，日寇发动豫湘桂战役，从河南长驱直下湖南、广西，国民d军节节溃败，造成震惊中外的湘桂大撤退。大姐一家从湘南逃难到桂林、柳州，我和大姐一家随同百万难民群流，从广西徒步逃难到贵阳，再到重庆，行囊衣服尽毁于战火。哥哥寄自延安的这封家书原件也在逃难途中遗失。流亡到重庆后，我通过有关渠道与在延安的哥哥取得通信联系。时值国共谈判后我d在北平创办公开的《解放报》，哥哥通过在《解放报》工作的蔡若虹同志（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转，从解放区经北平转寄到四川合川我就读的国立二中，得以互通书信多封。后来内战全面爆发，《解放报》被国民d查封，通信又告断绝。日本投降后，我回到故乡省亲。在母亲珍藏多年的家信中，发现了当年由我抄寄给母亲的这封延安来信，如获至宝。以后虽历经劫解放上海的入城式，在军管会文艺处的车上，前排右起夏衍、钟敬之、蔡贲、于伶，摄于1949年5月难，却一直悉心保存至今，前后历时七十余年矣。哥哥生于1910年，1934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左联和左翼剧联。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d。任延安鲁艺实验剧团、鲁艺美术工厂（研究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常务副厂长，北京电影学院d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是新中国高等电影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哥哥长期从事戏剧工作，1946年起，转入电影岗位，先后担任延安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领导成员。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宁沪杭。哥哥从东北奉调随大军南下，进驻上海，任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参与对国民d官僚资本电影机构的接管工作。6月中旬他给在家乡的老母亲寄去了一封信（参见民间家书第二辑《红色家书》，59 ～60 页，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年），母亲意外得到雁逝音消12年的大儿子亲笔写来的家书，不啻喜从天降，随即奔赴上海与哥哥相见。当时，我在安徽屯溪部队驻地，偶然从《解放日报》上看到钟敬之抵沪的消息，欣喜莫名，当即致信解放日报社查询，不久就收到了哥哥于7月1日从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写来的一封信（参见民间家书第二辑《红色家书》，61 ～62 页），并附有他的照片。不久，钟敬又从皖南部队去上海时留影，摄钟氏全家福，1952年冬摄于北京，右一于1949年9月为钟敬又，右二为钟敬之不久，哥哥将母亲接到上海居住。年逾花甲的老人终于结束了十多年来苦难频仍、骨肉离散的悲惨生活。以后，哥哥调至北京工作，母亲随同来京与全家团聚，安度晚年。[1]收信人钟敬又，系写信人钟敬之的胞弟。新中国成立前参加江南游击队，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文化工作，现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离休干部。此信是1941年钟敬又自敌占区流亡至湖南祁阳后，收到的哥哥钟敬之寄自延安的家书。[2]高仑是钟敬又的大姐夫钱祖恩的别名，这是钟敬之为蒙蔽国民d特务，而有意将收信人的真实姓名隐去的。[3]小棣、阿懦二兄，分别是钟敬又大姐夫钱祖恩和大姐钟湘霞不为外人所知的小名，皆因白区的特殊环境而隐去其真名。[4]信末落款“春”是钟敬之的小名“春郎”的简称。

1981年，正是我国电影事业恢复发展时期，那一年中国电影家协会的领导机构还是以老电影工作者为主。现在，看看他们的名字，有多少人还能回忆起当初的事情？能记住的估计都过花甲之年了吧。主席：夏衍。 副主席：丁伶、白杨、司徒慧敏、成荫、陈荒煤、张骏祥、袁文殊。常务理事：丁峤、于伶、于敏、于蓝、王苹、王家乙、王辉、王阑西、白杨、司徒慧敏、成荫、田炜、朱今明、孙瑜、、何文今、沈浮、苏云、陈荒煤、陈播、陈鲤庭、林杉、孟广均、张水华、张骏祥、张瑞芳、钟惦棐、钟敬之、洪道、洪藏、赵丹、夏衍、袁小平、袁文殊、钱筱樟、徐桑楚、特伟、郭维、谢铁骊。书记处书记：袁文殊、于敏、王苹、王杰、王辉、许南明、刘德源、何文今、、林杉、孟广均、洪藏、钟惦棐、程季华、程默。以上这些人基本已经离世了，如果有谁能记起1/3，这个人可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钟敬之简介#

1945年9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组成的华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出发赴张家口，行前全体在延安桥儿沟“鲁艺”礼堂门前合影，左起一排:孟于、熊焰、赵莹、逯斐、 郑重、高维进、孙铮、王昆、雷虹、胡斌二排:陈企霞、王朝闻、张文、陈清章、程瑞征、陈孟君、吴坚、李冰、周峰、吴劳、胡沙三排:孙犁、戚单、李肖白、肖逸 ，叶扬、陈强、***、贺敬之、许群、迪之四排:舒强、艾青、严辰、贾克、马达、周巍峙、李振声、杜矢甲、吴晓邦、江丰、凌子风、边军，彦涵、莫朴、钟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