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骗局：盐碱地上出文明，由于缺乏现代地理知识，破绽太大，难以补救。今天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下游合并成了一条阿拉伯河，然后注入波斯湾，但在历史上这两条河是各自独立的，并不合流。原先，其入海口在现今巴格达的北部，如图所示，就在图中细腰的位置。如今的巴格达是公元8世纪时才形成的城市，建立在两河冲积所形成的土地之上。巴格达以南，根据地质考古的结论，大约在2000年前是一片大海。观察地形，两河流域的北部和西部都是沙漠、半沙漠化地带，南部这块地方（即传说中的巴比伦平原）原本是大海，只是由于泥沙入海后不断堆积，后冲积形成了平原。由于造假之人不懂地质，所以完全没有意识到这里是块贫瘠的土地，一不小心又露出了破绽。地质勘察发现，这块后来才形成的冲积平原盐碱性很高，种植小麦基本无法存活，它只适合种植耐旱的椰枣。如今，伊拉克是全世界大的椰枣生产出口国，但严重缺乏粮食，超过九成的粮食依赖进口。所以，两河流域并不具备孕育文明的客观物质基础。两河流经之地俱是沙漠，携带着大量泥沙，每年有大约6000万立方米泥沙冲入波斯湾，不断向南延伸，填海造地。如图，马赫夏赫尔港曾经是一个港口城市，现在已经变成了内陆城市；而不用多久，下面那个霍梅尼港也将变成内陆城市了。一份土耳其地图（1500-1550）显示，两河交汇形成阿拉伯河，不过区区500年左右，而在这500年时间内，冲积平原向南推进了170公里，按照此速度，从两河交汇点至巴格达有390公里，那么在两千年前，就算巴格达不在大海里，也必定在刚刚经过泥沙冲刷堆积形成的盐碱地上，这样一个破地方，连吃饭都成问题，能产生灿烂的文明？西方编撰的历史宣称，乌尔和乌鲁克是两河文明古老的文明，乌尔创造了人类早的法典“乌尔纳姆法典”，而乌鲁克则是楔形文字的发源地。来看地图，乌尔的旁边有一个名为哈马儿的堰塞湖，这个地方原先是大海，为什么？看上面的巴格达，泥沙填海造地是从北往南推进，两千年前巴格达都是大海，更何况南部的乌尔和乌鲁克？时间没到，泥沙不够，得排队，这两个地方那时还没冲刷成型呢。谁这么不小心，居然犯了这么大一个错误？是著名耶经考古学家、英国人查尔斯·伦纳德·伍莱（Sir Charles Leonard Woolley，1880～1960），他1922～1934年领导不列颠博物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工作队发掘伊拉克古代苏美尔人的乌尔城遗址。此人因为缺乏现代地理知识，造假时压根儿没有意识到疏漏，直到现代西方人反应过来后才对这个漏洞进行强行补救。看看西方人后来画的地图，他们承认两河以前是直接入海，没有交汇，也承认乌尔以南是大海，但把乌尔放在了海边，变相承认了乌尔是河流冲积形成的。不过，在他们的故事中，他们又设定是在乌尔产生了文明以后，海岸线才发生南移的。可是，即便如此补救，他们又忽略了一个问题，这块冲积形成的土地是盐碱地，根本不适合种植农作物！尤其是刚形成的海滩滩涂。早胡编西方史的那一批人，一定没有读过中国史籍。 后来，某些人尽管知道错了，也只好以讹传讹，硬着头皮吹下去，但却是千疮百孔。1690年，法国人哈杜因写了《古代作家批判导言》，指责传教士伪造几乎所有的古代文献 。这类书在西方很多，质疑者比比皆是，不乏许多名人大家。美国院士罗宾·M.温克写《牛津欧洲史》，直接把欧洲历史开端放在了十字军东侵，13世纪。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多次质疑古希腊古罗马哲学著作不靠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被誉为“近世以来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没有陶醉于英式文化，而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研究历史的他深知，要建设与复制一个成熟文明体系的各个子系统，所需时间各不相同。掌握造纸术、印刷术也许只需要一代人，但周期更长、更需要经验积累的园林、种植、繁育、杂交技术，却需要几代人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文字与区域匹配的文化工具和技术，需要足够的文化载体才能延续。这些都不是随便编造点资料就可以伪造的。其实，欧洲掌握水果、花卉及园林种植技术是近二三百年的事。这些植物的种苗和种植技术，绝大多数来自中国。18世纪时，欧洲王室贵族们仍从中国收集奇花异草来丰富他们的后花园。仅英国“茶叶大盗”罗伯特·福琼一人，就从中国偷走了23892株茶树，17000粒茶种，把它们种植在印度的土地上，还带走了中国8名茶工。达芬奇之所以神秘，在于它不像邓玉函和王徵以合作之名为《远西新制奇器图说》杜撰出处，而是不加解释把来自东方超越时代的千年科技成果展示在世人眼前。***关注我，关注《昆羽继圣》，关注文史科普与生活资讯，发现一个不一样而有趣的世界***

世界早期文明起源地重要城市Major Cities in the Original Areas of Early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遗址名称 区域 文明/文化 年代(距今) 生业方式 城址/村落规模(公顷) 大型建筑 文字 器物良渚古城遗址 东亚 良渚文化 5300-4300 稻作农业 631 城墙、慕葬、大型建筑址、堤坝 刻画符号 玉器、陶器、漆器乌尔城 西亚 苏美尔文明 5800-4000 早作农业 60 城墙、神庙、宫殿、陵墓、水利灌溉系统 早期文字系统 金银器、石器乌鲁克城 西亚 苏美尔文明 5500-5100 旱作农业畜牧业 81 塔庙式建筑、公共建筑.园地墓地和民房、观星台 象形文字 彩陶、铜器、金银器圆柱形的印章摩亨佐·达罗城 南亚 哈拉帕文化 4500-3500 旱作农业 240 城墙、住宅、学校、公共浴室、粮仓、排水设施等 文字符号(尚未破译) 铜器、石刻卡罗尔·苏沛圣城 南美 小北文明 5000-3800 渔业农业 66 阶梯状土堆、仪式中心、分等级居住建筑 结绳文字 石器、骨器、木器

图拉尼亚人的古老文化是怎样的？直到近几年，我们的学者才确信，在历史开始很久以前，一个图拉尼亚人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以及现代波斯的肥沃地区。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满足于此的。可能所有人都知道美索不达米亚，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的狭长地带，有所有证据表明它是早期文明的中心之一。穿过瘟疫肆虐的沼泽，仍能找到古代运河的遗迹，它们曾使这片如今荒凉的土地成为富饶的山谷。这里有巴比伦城、乌尔城和卡尔尼城，以及《圣经》中提到的更多城市，而这个国家本身正是示拿平原。这里不适合讲述里奇、博塔、莱亚德、史密斯等探险家如何终成功地为我们部分恢复了这些已灭绝城市的历史。被遗忘的面纱到处被揭开，我们读到国王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征服、崇拜和牺牲的描述，这些都与我们相隔了几千年。只有献身于科学事业的人们的努力才能取得这些成果。他们沿着一条又一条线索，直到他们成功地从神秘的箭头形状的铭文中，比如这里显示的，他们隐藏的含义。我们在这里讨论稍后要讨论的问题。成千上万的铭文已经被破译，因此，我们现在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些遥远的时间和地点的历史上的许多点。但是，未知的东西仍然比已知的东西多得多;而且，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地谈论与这片古老土地有关的一切问题。以下的结论可以认为是目前的结论，未来的发现很可能不会对它们产生很大的改变。在这个地区，文明的开端是沿着河流的下游，靠近波斯湾的古老海岸。这是许多紧密相关的部落的家园，他们主要采取了一种定居的生活，每个部落都有一个坚固的城堡或城市。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他和原始时代所有的官员一样，不仅是部落的首领，也是宗教的首领。这些部落并不像一般的野蛮部落那样和平友好地生活在一起。他们中的一些人继续过着游牧的生活状态。因此，高原(阿卡迪亚人)和低地(苏美尔人)之间的区别很早就为人所知，或者更好的是，游牧和定居的居民。当然，在苏美尔人中，也有常见的部落竞争场面。一个部落努力把其他部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霸权一会儿在这个部落，一会儿又在另一个部落。我们也很可能忘记，有时，定居的部落不得不在某些著名部落的领导下团结他们的力量，以击退更野蛮的游牧部落的进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游牧部落(可能包括不同种族的部落)逐渐接受了定居部落的文化;现在各部落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转移到了更广阔的领域。至于这些部落说的语言，当然有许多方言，因为一般来说，不同的部落在方言上有差异。在这一节中，数量多的库存语言属于一种粘合类型，属于图拉尼语类。有证据表明，在这个早期文明地区的西部和西南部有大量的游牧部落，当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闪米特部落。他们可能已经在游牧部落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是更稳定的定居部落不得不与之抗衡的。尽管如此，闪米特部落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向图拉尼部落施加压力。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压力只是以和平的方式施加的。我们可以假设接下来是部落间战争的常见场景。突然和意外的袭击，残酷的屠杀，庄稼被毁，人们被掳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游牧的闪米特人在文化上成长起来，越来越多地采用定居的生活方式，因此定居在图拉尼亚人中间，毫无疑问，他们使图拉尼亚人或多或少处于完全的臣民状态;现在开始了长期的文化交流，图拉尼亚人的古老的、停滞的、也许是腐朽的文明(就像它这样)，当它感觉到新鲜血液的注入时，就有了新的生命和活动。闪米特人的语言和文化逐渐占了上风，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图拉尼亚人古老文化的改造。我们在这里只关心这些人在成为“闪族化”之前的情况，所以让我们不要追溯这个地区的文化发展到更晚的阶段，而是对这些土著居民进行进一步的调查。首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根据一般原则，我们已经说过，他们的原籍是阿尔泰山脉。他们的文化中有几个显著的特征可以证明这一假设。参考文献：[1] 黄金盛宴[J]. 德治.旅游纵览,2014(21)[2] 印欧人[J]. 亨德里克·威廉·范隆;柳文.文化译丛,1983(04)[3] 古代剃须趣话[J]. 白振江.文化译丛,1985(03)

上篇说到，亚述帝国消亡后，两河流域的文明就丧失了独立发展的载体，但它的精髓却在犹太文明和波斯文明中保存了下来。今天就分享犹太文明和波斯文明。大约在4000年前，亚伯拉罕离开了乌尔城，这标志着犹太人的历史由此展开了。期间，一个自称是亚伯拉罕孙子的雅各，他与天使展开了一天一夜的角斗，这场角斗使他得到了以色列的称号，意思是神的勇士。转眼300年过去了，摩西率领一批流落至埃及的犹太人向巴勒斯坦进发，回到这里，他们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统一的国家。犹太古代辉煌的时期是在大卫王统治时期（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今天依然被世人瞩目的耶路撒冷城就是这个时期兴建的。到了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时期，还建了圣殿，它对犹太人的影响极其深远。如果今天你来到这里，圣殿的其他部分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一面哭墙屹立在那里，它成了犹太人的精神支柱。犹太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遭受过巨大的苦难。公元前597年3月16日，新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攻陷了耶路撒冷，大批的犹太人被掳，他们被押至巴比伦，成为囚徒。然而，这仅仅是犹太人苦难命运的开始，此后的数千年里，这个民族多次遭受外族的迫害，他们被驱逐、背井离乡、远离家园，在世界各地流浪。他们甚至还到了遥远的中国。这个苦难的民族，虽然遭受了那么多的磨难，却把两河流域的文明传给了后世。再说那些囚禁在巴比伦的犹太人，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救世主，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解放了他们。居鲁士在位30年间，确立了波斯帝国的基本版图，后来他的儿子冈比西斯更是征服了整个两河流域地区和埃及，第一次建立了地跨西亚和北非的大帝国。尼鲁士的孙辈们也很有作为，在接过帝国统治权后，不仅建立了发达的道路交通系统，还建立了赋税制度。公元前520年，一座辉煌的都城波塞波利斯诞生了，这座都城的建筑颇具巴比伦和亚述城市的建筑风格。这里不仅留下了阿赫美尼德国王的墓穴，各国的艺术也得到了很好的结合，呈现出国际大都市的风貌。值得一提的是波塞波利斯王宫里的两块浮雕。一块是有关薛西斯的浮雕，画面表现的是朝觐的场面。另一块是大流士的雕像，珍贵。它上面有4种文字的题字，叙述了雕像制造的缘由。我们从这个雕像不仅看到了历史，还看到一种理念，就是不同的民族、不同国家的人，可以拥有同一个政府。波斯人既是统治者，也是其中的一员。在铭文中，伊芙女神对大流士说：我赐予你这平原、这山川 ，它们在你的脚下统一为一体。后来，波斯帝国的国王野心膨胀，他们盯上了地中海西岸的希腊，于是便开始了持续30年的战争，结果以波斯的战败而收场。从此，强大的波斯帝国统治如江河日下，终于在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波斯帝国。希腊文明的曙光终于照耀在两河流域，但两河流域文明的丰富遗产依然在影响着后世的文明进程。#乌尔城简介#

宗教机构中的音乐家主要有这几大类，一类是挽歌歌手（kalû），包括一位首席挽歌歌手（kalamāhu），另一类是常规神庙歌手（nāru），也同样包括一位首席歌手（nārugallu），另外还有一位监督演奏一种名为特吉图（tegitu）乐器妇女的监督员。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与神庙管理与宗教人员相关的资料主要来自于西帕尔，而非乌尔，因为在古巴比伦时期经济社会的顶峰，同时也是宗教机构人事体系发展逐渐完善的巴比伦第一王朝中后期，乌尔这座城市却衰落了，所以它并没能保留太多有关宗教机构人事的详细资料，但是从目前保存有的乌尔神庙相关文献来看其整体的基本体制与西帕尔是类似的，因此可以猜测它在人事组织形式上基本也会遵照这种类似的架构。宗教机构在古巴比伦城市中的权力与作用神庙经济管理宗教在当时的城市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经济方面的作用，可以说，巴比伦尼亚地区宗教管理体系的制度化完全是一种城市现象，在城市宗教系统拥有的权力中，更为突出的一点是它们作为行政中心而不仅仅是宗教中心。拥有更多超越宗教权力的经济管理方面职权，在巴比伦尼亚地区，城市兴起的一大要素就对当地资源进行再分配，所以就需要某种权力来组织这一分配的过程，而当时宗教所具有的威信则提供了这种，因此，古巴比伦时期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宗教建筑已经不止于单纯的祭拜场所，更是管理和储存各类经济收益的场所，而分配这些收益的过程则可以被看作是神的赏赐。城市的宗教机构中是有专门管理其经济相关生产活动及收益的部门的。比如，在乌尔城神庙下属有一个粮仓，另外就是前文提到的被称为Ganunmah的专门管理经济生产相关的的大仓库，而目前相对来说更为人了解的是这个名为Ganunmah的仓库，因它早已获得挖掘。在乌尔宗教建筑中发掘的古巴比伦时期神庙经济的相关管理文献的时间覆盖了从伊辛王朝的舒-伊利舒的统治期（公元前1984年-公元前1975年）至拉尔萨王朝的努尔-阿达德（Nur-Adad）统治的第二年（公元前1864年），这些记录和其他地方另外发现的一些文献都提到了Ganunmah这一机构，通过这些资料，可以总结得出该机构在古巴比伦时期乌尔Mieroop，城神庙经济部门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首先，它通过不同的人群收取租金，税收或管理拖欠费用的支付，此外，它还储藏乳制品、石油、枣子、调味品和香料，这些物品是为了支撑各类供应，包括食品油类配给和支持依附于寺庙的病员。它同时也作为铜的贮藏处，可以颁发给个人和寺庙。因此，总结来说，这一机构参与了古巴比伦时期乌尔城经济部门的方方面面，比如从农业至金属资源方面，它皆有涉足，这种情况可以被看作是乌尔第三王朝政策的一种延续。而这一机构与每日上交产品相关联的记载持续时间则更长一直持续到了辛-伊迪那（Sin-iddinam）的统治期，乌尔出土文献中后提及这一机构是辛-伊迪那统治的第二年（公元前1848年）。此外，在努尔-阿达德统治期之后的一百二十年里，直到这座城市走向衰亡，都不再有任何单独从这一机构发现的文献出现。Ganunmah建筑上的皇家铭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在功能上所经历的历史变迁，铭文显示了统治者努尔-阿达德，辛-伊迪那和库杜尔-玛布克为此建筑所做的工作。努尔-阿达德给这一机构起名为“合适的储存奶油和奶酪的地方”，而其子辛-伊迪那则宣称他修复了它，却给出了一个令人感到疑惑的理由：“王室祖先中无人对此进行修复。”但如果结合之前的铭文信息可以推测他可能只是继承了父辈的工程。库杜尔-玛布克（统治期公元前1834-公元前1816年）记录说他也修复过此机构，并且将其称之为“金与银的房子，辛神满藏宝藏的仓库”。歌手除各级管理及神职人员以外，由于神庙在城市中需要负责各类宗教相关仪式，颂歌是这些仪式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并且同时需要音乐伴奏，这就催生出了宗教机构中的另一大类人员音乐家群体。

在巴比伦尼亚各个军事部队人员的构成中，首先一类是各个城市的应征士兵，和前文赋税征收中所提及的劳役类似，兵役是居民对城市所具有的另一项重要义务，由于这一制度具有复杂性以及相关材料缺乏，所以目前还不太了解Harris,AncientSippa它的确切性质，以及所影响的人和与其他类型的劳役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在西帕尔，有有一些材料反映了应征服兵役的人经常会用一笔钱去代替他们在阿卡德语中被称为“ilku”的耕作义务，同时在城市中还存在一类世代传承的“dikûtu”的劳役或兵役，而另一类兵役“redû”指的则很可能是应征入伍的高级官员，他们则很有可能是其他类型义务服役人员的领导者。除了常规的由皇家仓库统一供给的当地的军官和义务兵等人员以外，在城市中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一批雇佣兵，比如古巴比伦时期的西帕尔城，就经常雇佣外来军事力量保卫城市，这些雇佣兵多数是加喜特人，当然也有少部分是粟特人及阿摩利人。目前尚不清楚城市本地的军事机构与外来雇佣兵所组成的军事队伍两者之间的具体人数及隶属关系，但当时，巴比伦尼亚城市的许多前哨及设防地区的军事力量都严重依赖于雇佣军。除此以外，城市军事机构人员中还有一部分是雇佣来为皇家服务的，古巴比伦时期的这类服务内容既包括前文赋税征收相关章节中所包含的各类劳役服务，也包括这里的军事服务，这类人相比义务兵来说是有报酬的，但目前并不清楚参加兵役人员的报酬是由军队直接支付还是由征召兵役的机构来支付的。雇佣这部分人员，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补充城市中义务兵及雇佣兵兵力的不足。而在古巴比伦城市军事机构的官员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军官，另一类为行政类官员。行政类人员包括负责征召士兵的工作人员，皇家军事抄写员等，这类人员彼此之间没有级别区分。而军官之间则存在等级差别，高等级的军官为“将军”（ugulamar.tu），在巴比伦尼亚城市的文献记载中，“将军”这一词的第一次出现是在汉谟拉比统治的第39年，考虑到这一时期，整个的巴比伦尼亚地区已经由巴比伦第一王朝完成了统一，因此这一高级军官职位应该处在中央国王的统一委派下，在特定的同一时间内，总共有5人担任这一职务。“将军”（ugulamar.tu）的字面意思是“阿摩利人的监管者”，因此这很可能暗示着他们早的职责可能是监管当时来自其他民族的人组成的雇佣军。“将军”同时还是军队在城市中遇到法律纠纷的代表。虽然“将军”是古巴比伦时期巴比伦尼亚城市中的地位高的军官，但是从西帕尔发现的一段材料中可以发现军队中的行政人员中的行政长官（abis.ābi）在某方面有超越将军的权力，这份文件是关于牛群分配的，在记录分配给城市中的五位将军的数量后，跟随着“在行政长官的促使下”这样的注释，这似乎表示“将军”是处于“行政长官”管理下的。在“将军”之下，还有“上校”（苏美尔语pa.pa.，英语译为Captain）、军士（laputtûm）等与现代军队类似的军衔等级，在军队中掌握着不同的职权。而这也反过来印证了当时城市的军事机构及人员间具有严密的多层管理体系，能够有效应对地区战乱频发的现实情况。相对于其他部门的情况来说，经济部门可以算是古巴比伦时期巴比伦尼亚城市各个领域中资料较为丰富的一个方面，这与古巴比伦时期城市经济活动的繁荣密不可分。正如现代城市那样，古巴比伦时期的城市的经济运行也是有专门人员参与管理的，并留下了一批相关的档案碎片，对这些资料加以分析，可以建立关于古巴比伦时期乌尔城经济结构的总体概念以及理清在经济活动中所运用的具体方法。

在古巴比伦的城市社会，奴隶阶层毫无人身权利可言，他们的地位等同于牲畜，被视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可以随意用于买卖、转让、租借和赠与，而一名奴隶的价格根据《汉谟拉比法典》中的相关条款猜测可能固定为大约167克白银。但同时在这一时期的两河流域，奴隶的地位可能比一般想象中的要高，而依据汉谟拉比法典等相关文献总结起来则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奴隶享有与阿维鲁公民和穆什钦努通婚逆转的，《汉谟拉比法典》中第32条中有规定：“一个士兵受王命远征，在征途中被掳做俘的权利：第二是奴隶不仅拥有财产权，而且还拥有财产经营权，所以奴隶往往可以用他们积累的财富来为自己赎身，同时会举行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净化仪式。第三，奴隶的身份并不是不可虏，一个商人赎回了他并把他送回了他的城市，如果在他家中有赎身物，若没有，他应该由他的城市的神庙赎回，若也没有，宫廷应该赎回他，而他的田产、椰枣园和房产不能为他的赎金而变卖。”这说明城市中奴隶的身份也并不会一成不变，尤其是对于在战争中沦为奴隶的士兵，其所在的城市是由积极营救他的义务的。同时对于自由民在异邦沦为奴隶的处理方法，《汉谟拉比法典》中也作出了相应的于殿利，《巴比伦与亚述文明》。据汉谟拉比法典第252条：牛顶死一名奴隶其主人应赔偿1/3mana白银，1mana相当于现代重量单位的500克，1/3mana大约为167克。第280条中规定：“如果一个人从敌对国家购买了一名奴隶，而回到国内时这名奴隶被认出是本国人，则不需要赎金就应恢复他们的自由。”从中看以看出，至少在在汉谟拉比时期的古巴比伦，自由民奴役自己的同胞是受到反对的，即使在异邦已经沦为奴隶的人，返乡后也应立即恢复自由身份。从以上几点总结来看古巴比伦城市中奴隶的真实地位与一般认知存在一些差别。家庭组成结构在古巴比伦时期的城市中，核心的社会组成单元就是家庭，家庭是城市社会的基础与核心。古巴比伦社会除了实行奴隶制这一特点外，另一大突出的特点就是家长制的残余也仍比较明显的存在着，但是具体到巴比伦尼亚的城市，由于材料的保存及释读程度的局限，所以目前学界对于各个城市中家庭组成的具体情况了解的比较有限。以乌尔为例，有关家庭的相关证据材料都是由各种类别不同的文献拼凑而来的，是相当不完整的。古巴比伦城市中的家庭规模是十分多样化的，一个家庭中的固定成员一般有丈夫、妻子和他们的孩子。但受限于资料的缺乏，目前要了解一个家庭的规模，在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家庭中儿子的数量来了解，因为他们经常会单独在一些遗产分割相关的文献中出现。在古巴比伦时期，婴儿的死亡率总体来说是相当高的，例如，在乌尔城的遗址中曾发现了许多被埋葬的夭折了的婴儿遗体。从乌尔的情况来看，当一位父亲去世时，他一般还会有两至三名儿子仍在人世，而只有在少的案例中，当父亲去世时会有四至五名儿子依然在世。而与儿子数量的记载形成对比的是，一个家庭中的女儿的数量在各种文献中都很难得到确认，但推测应该与儿子数量的情况也大致类似。结合当时社会居高不下的婴儿夭折率，可推测出当时的巴比伦尼亚城市中生育五个以上的孩子是一般家庭的常态。一个家庭中除了彼此间以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外，家庭中的奴隶也普遍存在，在一些关于分割家庭遗产的相关文献中，奴隶被作为财产中的一部分，在乌尔出土的相关文献中有记载的这一类类奴隶的数量在二人至十九人，在该城中发现的另一份有关女性嫁妆的文献中，其家庭分配给她的奴隶数量为五名，从这一系列的相关数量来看，当时城市中家庭奴隶的规模应该比较庞大。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城市社会中，家庭是以其中的男性首领为中心组成起来的，当这位男性首领去世，他的儿子在分割遗产之后，一般依旧会和他们的家庭一起住在他们的父亲所留下的房屋内，因为虽然在一些遗产分割案例中，对奴隶等财产的分割已经被证实，但是却缺乏确切的证据证明是否在众多儿子中会有一人完全收购他的其他兄弟手中的份额以此来完整的拥有其父亲遗留的房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