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与曹禺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两位天才剧作家，曹禺1933年完成传世名作《雷雨》时，只有23岁，吴祖光1937年写出成名作《凤凰城》时，只有20岁。而吴祖光之所以能凭《凤凰城》登上文坛并一炮打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曹禺的发现和扶持。吴祖光当时是国立戏剧学校的校长（校长为其表姑父余上沅）秘书，利用业余时间完成《凤凰城》的创作后，把作品交给了余上沅，希望表姑父能指点一下自己。然而，忙于工作的余上沅一个星期都没能抽出时间看上一眼，于是吴祖光又擅自把剧本取了回来，去向曹禺求教：“我找到了同住在校园里的教务长、编剧课专任导师曹禺老师，简单说明了情况，把稿子交给了他……第二天一早，曹禺先生就找到了我，他十分高兴地肯定我写出了一个好戏，并且认为这正是目前抗战的形势之下需要而还没产生的剧本……他当时就把校友剧团的负责人、毕业生余师龙找了来，叫他和剧团的同学们赶快阅读和研究这个剧本。”1938年5月，《凤凰城》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整个演出十分轰动，并立即在全国甚至港澳和东南亚地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全民抗战以来第一个以抗战为主题的多幕大戏，亦是抗战八年以来演出场次多的戏。曹禺对这部戏的评价十分高，他认为吴祖光的《凤凰城》是抗战戏剧的榜样和标本：“实在讲，伟大的戏剧，好的结尾的动人之处，固然在结构的精绝，然而更靠性格描写的深刻。例如：吴祖光先生编的《凤凰城》，结尾苗可秀死了，大愿虽然未酬，但是他的伟大的人格却更加深入观众的心里。假如依着一贯的公式，不顾真实，硬为凑成一个欢喜的结局，观众纵然一时鼓掌欢呼，但绝不及原来的结局那样深远动人，足以启发观众崇高钦敬的心情，激动强烈的抗战意识。”1957年的政治运动中，戏剧界的缺口就是从吴祖光身上打开的。当时，为了罗织吴祖光的罪名，组织内的一些人士把吴祖光在文联座谈会上关于大鸣大放的言论加以摘选，然后加了一个《d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的题目后，发表在《戏剧报》第14期。文章见报后，刚刚加入组织的曹禺立即火速推出《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质问吴祖光》两篇文章对吴祖光痛加批判。在《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一文中，曹禺对自己这位旧日比邻而居的老同事颇为形象地描述说：“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和我们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对隔壁人说起黑话来，而那隔壁的强盗正要明火执仗，夺门而进，要来伤害我们。吴祖光，在这当口，你这个自认是我们朋友的人，忽然悄悄向我们摸出刀来了。””在《质问吴祖光》一文中，曹禺摆出了吴祖光的三把刀：第一把刀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领导的思想”；第二把刀是“今天的社会不只是和一九四三年的重庆的社会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而从戏剧的角度来看，比当时还要坏！”；第三把刀是“譬如贤如曹禺同志也有所谓‘想怎样写和应该怎样写’的问题。口是心非假如成为风气，那就很不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这就难怪我们的剧本写不好。”这第三把刀是指1957年3月召开的作家创作规划会议上，曹禺提起一个“生活里面事实是怎样、作者的感觉是怎样、和应该是怎样”三者之间的“距离问题”的创作问题。吴祖光认为这个问题体现了曹禺的“口是心非”和“剧本写不好”根源。于是曹禺便在《质问吴祖光》一文中借机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曾经写过一个歌颂d对高级知识分子团结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在《明朗的天》里，我没有说过一句言不由衷的话。而在我这一生仅仅写过很少的几本戏剧创作过程中，我恨的也就是把写作当作虚伪宣传的工具。但是今天，我要说，在《明朗的天》中我把那些坏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写得太好了。在那段思想改造时期，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今天看，有些果然成了另类分子！）暴露出来的丑恶思想和行为，实在太龌龊、太无耻……”多年后，吴祖光平反，曹禺深深地表达了自己的忏悔之意，他说“吴祖光，我去南京剧校不久，他就来了，一起到了四川……对于他，我要多说几句，我是对不起他的，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在反右时，我写了批判他的文章。那时，我对组织的话是没有怀疑的。叫我写，我就写，还以为是不顾私情了。不管这些客观原因吧，文章终究是我写的，一想起这些，我真是愧对这些朋友了。现在看，从批判《武训传》开始，一个运动到一个运动，总是让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十分痛心的历史教训。今后，再不能这样了。在动乱中，我躺在牛棚中，才从自己被批判被打倒的经历中，深切地体验到这些。”“我是欠着这些朋友的。我这个人胆子很小，怕事，连我自己都不满意自己。可是我做不了一些事情，也许在别人看来是很容易的事情。”

曹禺故居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民主道东侧。坐东朝西，砖木结构二层小楼，始建于清末。东至民主道21号院墙，西抵民主道27号院墙，北起南临民主道23院墙。现有小院狭窄，二层小楼，五间平房。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天津人，我国著名剧作家。自幼喜好文学戏剧。1924年入南开中学读书就开始从事戏剧活动。1928年升入南开大学，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1933年完成处女作《雷雨》震动了当时戏剧界，清华大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升入研究院为研究生，专事戏剧研究，1935年到天津体验生活创作出话剧《日出》，1940年发表《北京人》，1946年创作《桥》，1948年出版了电影剧本《艳阳天》，这些作品使曹禺享誉世界，标志着话剧事业发展到一个高峰。

1948年，郑烈想带郑秀母女去台湾，郑秀说：“爸，曹禺不走我不走。”郑烈气极：“他都抛弃你们母女和他的女学生同居了，你这样值得么？！”郑秀看着两眼几近失明、两鬓斑白的老父亲，掩面痛哭：“爸爸，请恕女儿不孝。您在台湾要保重好身体。”郑烈无奈叹气，颤抖着说：“我后悔当初没有极力阻止你嫁给曹禺啊！”此时郑烈已经是官至国民d中央委员，高法院检察署署长，他在国名d的命令下不得不撤到台湾。作为一个父亲，这一刻是无比痛心的。1931年，郑秀就读于北平贝满女中，有天，她跟着同学到清华大礼堂观看话剧《娜拉出走之后》，偶遇了当时的演员之一——万家宝。万家宝，就是后面写出了惊人话剧《雷雨》的作者——曹禺。两人相遇的时候，曹禺才21岁。郑秀对他的印象还很一般，只觉得他是个头不高，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个很普通的人。第二年，郑秀考上了清华大学法律系，因为她才情出众，长相甜美，当时被评为清华的“校花”。才华与美貌兼并的人总是那么璀璨夺目，一时间引来很多追求者，其中就包括曹禺。当郑秀收到曹禺的邀请——扮演话剧《罪》中的女主角汪达，她开开心心就答应了， 而男主角便是曹禺自己。在两人排戏的过程中，郑秀逐渐感知到曹禺对她的喜欢和追求，她却在第一时间拒绝了。曹禺自从第一眼喜欢上这个女生，就觉得今生非她不娶，是自己的灵魂伴侣，一时间遭到拒绝，心痛不已。他开始执着地给郑秀写情书，累计写了300多封情书，常常整夜整夜守在女生宿舍楼下，只为了见她一面。因为情绪焦灼，曹禺病倒了。郑秀发现，自己好像爱上这个痴情的男孩，两人开始谈恋爱。因为有爱情的滋润，曹禺著作的灵感如泉涌，在一次次和郑秀深入交流过程中，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话剧本——《雷雨》。一声惊雷平地起，当时的文坛轰动了。而两人恋爱得事情也被郑秀的父亲知道。阅人无数的郑烈坚决反对两人的恋情。他直觉认为，这个年轻的男子虽然才华横溢，但是不一定是个适合自己女儿的人。只是，对于痴迷于热恋中的男女来说，家长的反对是无效的，不止无效，还有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激发孩子的叛逆心。郑秀终于和曹禺谈起了甜蜜的恋爱，清华校园的树林下，湖畔边都是他们恋爱的身影。这段时间也是曹禺灵感好的时光，继《雷雨》问世后，他又创作出了《日出》、《原野》，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1936年，郑秀从清华大学毕业，当时可以和同学一起出国深造，但是她毅然放弃，选择和和曹禺订婚和结婚。婚后，郑秀接连生了2个女儿，为了照顾孩子，她辞职在家做家庭主妇。而丈夫曹禺此时是戏校的教导主任，知名作家，收获很多粉丝。两人婚后也和大部分年轻家庭一样，开始从神仙眷侣转到一地鸡毛。郑秀一直是富裕家庭的千金小姐，而现在选择和贫穷的曹禺生活在一起，出生背景不同，加上2孩子接连出世，两人之间需要磨合的东西太多比如郑秀习惯生活环境干净整洁，而曹禺习惯不修边幅，不爱洗澡。比如郑秀打闲暇时间是和周边的太太们一起打麻将，而曹禺是需要素材，需要与人灵魂交流。逐渐的曹禺回家开始沉闷不语。1940年，曹禺的生活里闯进了个年轻的女孩，她叫方瑞，是爱慕曹禺的学生。郑秀刚开始只把方瑞当作曹禺的普通学生之一，因为家里常常有学生来请教问题，她也没放心上。直到有一天，她发现曹瑞收到一封信后，神神秘秘地离开家门，走到一个无人的小馆子，拆开来看。郑秀才感觉不对劲，她偷偷跟在曹禺身后，趁他在看信的时候，一把抢过来，而曹禺拼命护住剩下的半页信纸，后为了护住真相，竟一口吞下去。郑秀看了剩下的半页信，瞬间脸色惨白，那个给自己写了300多封情书的痴情男孩，出轨了。她开始失去理智，哭着、闹着、甚至当众和方瑞吵架。曹禺乘机冷漠地跟郑秀提离婚，但是郑秀不同意。曹禺直接就搬出去，公开和方瑞相恋、同居。只剩下郑秀带着两女儿，回到父亲家中居住。郑烈气的七窍生烟，但是女儿依旧执迷不悟，看到女儿的痴情，和两孙女还小，就算生气他也只能是生气。1948年冬天，郑烈劝说女儿一起离开大陆无效，便和其他家人一起离开了。而1950年，新中国成立第二年，中国要求一夫一妻制，曹禺狠心与郑秀正式离婚，迅速娶了方瑞。法院判决的时候，郑秀失声痛哭，她，终究失去了他。此后，郑秀未再嫁给他人，一生都在等待她的少年郎，直到去世。?一丫文史阁父亲郑烈的判断是准确的，一个是富家千金，一个是贫穷小子，两人的出生背景就注定容易产生不和，可是他却不能阻止女儿步入悲剧。他在当时拥有至高的地位和财富，却不能很好地教育女儿成熟地去选择配偶和处理婚姻中的事。遗憾终生！[微风]你怎么看？欢迎评论区告诉我。[给你小心心]如果喜欢一丫的文笔，就点@一丫文史阁 关注把~

《雷雨》电影的改编，是忠于原著的成功还是电影化的挫败？曹禺的话剧《雷雨》自1933年诞生之初就引发了强烈的反响,甚至形成了空前的“雷雨热”,数十年来屡演不衰。而将一个成功的文艺作品改编成电影向来是一种“挑战”、一个“难题”,甚至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1984年,孙道临凭借着对《雷雨》的一腔热爱,以极大的勇气将其第三次搬上银幕,引发了各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影视文化热。《电影艺术》杂志甚至专门组织了以“银幕向舞台的挑战”为主题的高规格学术座谈会,探讨了包括《雷雨》在内的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问题。各界对该片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其“忠实于原作”“充分发挥出了电影艺术的特长”,是“一个成功的尝试”;而有人则认为其“拘泥于原作”“没有充分发挥电影艺术表现力的长处”,是“一次不成功的挑战”。总的来说,对该电影的批评之声大于赞美之声。但不能否认的是,该片为中国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开了一个好头,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接下来,我们将从结构、主题、角色以及电影技巧四个角度分析影片《雷雨》的内涵及其改编的成败得失。曹禺先生的戏剧一向结构严谨,其中以《雷雨》为。《雷雨》严格遵守“三一律”原则,“集三十年纠葛于一天,拢四方之人于一地,化社会的腐朽现实和时代的畸形状态于一个家庭的矛盾冲突中”。这种严谨的结构和高度浓缩的时空强化了舞台的戏剧性,但与电影的真实性相抵触,给电影的改编带来了很大困难,使《雷雨》成为曹禺“生命三部曲”中难改编的一部,有人甚至认为“要改编,就要打破”。但孙道临“自忖缺乏那样的气魄和能力”,因此“宁愿保守些”,“尽量保留原剧本结构的特色”。影片情节完全按照原剧顺序展开,以“过去的戏剧”(周朴园和鲁侍萍的冲突)为暗线,以“今天的戏剧”(繁漪、周萍和四凤三人的感情纠葛)为明线,中间穿插一些幻象、闪回等技法以使其“电影化”。这种保守的改编策略使其能够大程度忠于原著,但也为其带来不少诟病,很多人因此批评其拘泥原著,没有发挥电影的优势。虽然曹禺在一开始写《雷雨》的时候并没有明显地意识到“要匡正或攻击些什么”,只是源于“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其甫一发表就被认为“暴露了大家庭的罪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封建残余”。1893年影片改编之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导演心中依然紧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因而延续了《雷雨》的这一主题,认为“影片的深之处在于,它可以使人看到几千年来形成的封建思想是如此顽固,如此盘根错节地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繁漪是“几千年来在旧礼教束缚下辗转呻吟的妇女”,周朴园是“封建社会上层的一种代表人物”,周萍是“一个封建制度的牺牲品”。但《雷雨》的内涵不止于此。正如曹禺在《序》中所言,《雷雨》所展示的是“天地间的‘残忍’”,它不仅仅是一个家庭悲剧或社会问题剧,更扩大到宇宙天地间,表达了对人的生存形态和命运的思考以及思考之后深深的悲悯。《雷雨》中共塑造了八个典型角色,每一个都形象鲜明,是的“这一个”。导演认为要“在挖掘人物的思想和心理状态上多下功夫”,通过特定情节以及人物的神态、语言、动作来表现人物性格。比如通过吃药这场戏展现周朴园的专制蛮横以及繁漪受到的“精神屈辱”,通过回叙繁漪与周萍以前的谈情说爱来反衬她现在的压抑与苦闷。虽然该片在结构、主题和角色上基本忠于原著,但其在艺术技巧上没有处理好戏剧和电影这两种艺术形态的差异,太拘泥原著而没有发挥出电影的优势,因而受到很多诟病,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电影化”。其中受批评多的是闪回镜头的运用,不仅没有使其电影化,反而给人以“图解”之感,导致“戏跳得太厉害”“乱了套”。比如在鲁贵给四凤“说鬼”时插入了不必要的闪回,而没有将镜头对准四凤以表现其彼时彼刻的心理状态,导致“像拉洋片”“看上去毫无意思”。影片中这种“图解式”的镜头还有很多,这样的处理不仅中断了人物行动、妨碍全剧节奏,而且破坏了观众的想象、削弱了影片的艺术力量,导致“实不如虚”。总的来说,电影《雷雨》在忠于原著上是成功的,而在电影化上是不成功的。但其作为早期由名著改编的电影之一,其引发的讨论远远超过了其本身的意义,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电影改编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剧本雷雨简介#

曹禺先生故居曹禺，原名万家宝，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1996年12月13日在北京逝世。现河北区民主道25号住宅楼就是他童年时住过的地方。上小学时，他曾一度住在当时他家的新楼（现在的民主道23号），后来因家境不好把新楼卖掉，又搬回原处。曹禺自幼爱好文学，少年吋代读过很多我国古典名著，还经常到戏园饶有兴趣地欣赏戏剧表演，逐渐爱上了戏剧。1924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他积极参加南开新剧团的演出活动，经常演出一些外国名剧，并且担任了《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1928年考入南开大学，1929年又转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就读。1933年在大学即将毕业时，他完成了酝酿于中学时期、历经数载方始杀青的处女作多幕剧《雷雨》。此作品在《文学季刊》上发表后，震惊剧坛，被誉为我国话剧史上的一朵奇葩。曹禺大学毕业后回到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但仍继续从事戏曲研究。1935年在小白楼、南市一带体验生活，创作出话剧《日出》。1940年发表剧作《北京人》。1942年把巴金的小说《家》改编为话剧，翻译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946年创作《桥》。1948年出版了电影剧本《艳阳天》。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先生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曹禺的故居（民主道25号楼宅），建于1937年，砖木结构，上下两层，建筑面积483.09平方米，占地面积510.89平方来。建国后及唐山大地震后，曾几次修葺。此居所，虽是以前不引人住目的（意）租界一所小洋楼，但这里就是闻名中外的剧作家曹禺先生少年时代的住所，也是上世纪30年代轰动文坛的《雷雨》等话剧名作的酝酿之处。民主道25号这座普通的小洋楼，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员巨匠曹禺先生青少年时代刻苦学习、勤奋博览之所，也是他津门戏剧创作事业奠基的地方，更是他艺术生涯的起点。注：图一，民主道23号曹禺住所。图二，修缮后的曹禺故居纪念馆。图三：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曹禺先生於亲友在故居前留影。

坐标荆州 你想不到曹禺先生是怎么洗脚的。曹禺的妻子郑秀曾向朋友抱怨说：曹禺这个人不讲卫生，晚上不洗脚，让他洗，他每次都是脚沾一下水就出来，好像是给我洗的。有时我说他敷衍我，他就自己跑到楼上去洗，一个小时都不下来，只听到水哗哗响，结果我上去一看，天哪，他鞋子都没脱，一只手在盆子里划水，另一只手捧着剧本，看得津津有味……曹禺之名，如雷贯耳，作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泰山北斗，他是中国近现代家喻户晓、有影响力的剧作家。也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成就高的剧作家！他是典型的天赋异禀，年少成名，当他还是清华研究院的在校学生时就写出了《雷雨》，年仅23岁。《雷雨》的第一个忠实读者就是曹禺的初恋情人郑秀，看完《雷雨》手稿后，她立刻决定嫁给曹禺，因为那一刻她觉得曹禺就是个天才。可惜郑秀没有把这个天才呵护到老。而曹禺的伯乐却是巴金。当曹禺把《雷雨》手稿从郑秀手上拿回来之后，交给了一个叫张靳以的同学，张那时候正和巴金在一起创办《文学季刊》，《雷雨》在他手上放了一年都没回音，后来，还是巴金在张的抽屉里找东西时，偶然看到了《雷雨》的手稿，读完之后决定立刻发表，随后就引起了巨大反响……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古今一如。让人感叹的是曹禺的第一任妻子郑秀，在她的炙热爱情浇灌下，曹禺写出了惊世之作《雷雨》后又相继写了《日出》、《原野》。爱情可以激发创作灵感，抱怨也就能毁灭创作灵感，一个为戏剧而生的人，一旦找不到创作灵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而郑秀却不能体悟，后，只能眼睁睁看着曹禺离她而去，自己孤独地走完77岁的默淡人生……后来曹禺娶了方瑞，为她写了一部话剧《北京人》后就再也没能写出新的作品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曹禺先生用86年演完了自己的一出戏。“东方的莎士比亚”是全剧高潮。 #剧本雷雨简介#

蘩漪是曹禺塑得成功的人物，也是作家赋予同情和赞美的人物。这个形象的成功不是因为她具有多么崇高的思想，而是以她的乖戾、阴鸷、极端的性格折射出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反映出那个可怕的环境是怎样把一个怀着自由要求的女性逼到一条绝路上去的。蘩漪是一个“五四”以后的资产阶级女性，聪明、美丽，有追求自由和爱情的要求，但任性而脆弱，热情而孤独，饱受精神折磨，渴望摆脱自己的处境而又只能属从这样的处境，正像作者所说，她陷入了“一口残酷的井”。作者用力刻画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她对周家庸俗单调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对阴沉的气氛感到烦闷，对精神束缚感到痛苦，她要求挣脱这一切，在一定意义上她也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剧本又使她在难以抗拒的环境中走向变态的发展：爱变成恨，倔强变成疯狂，但是，当她撕碎着周朴园：这个腐朽罪恶的家庭的伪善面纱时，往往也在撕碎着她自己的面目；当她破坏着自己的罪恶家庭时，也在破坏着别人的幸福；当她要求着自己的自由时，也在损害着别人的自由。她像一把利刀，她的爱和恨都带着一道道的血痕和深重的创伤；她又是那么软弱无力，她对自由的渴望真像大旱之年盼着几滴雨露。但是，她终于逃不出那漆黑的残酷的井，其悲剧意义于是更加深刻和突出。总之，无论你喜欢她还是不喜欢她，却不得不承认她的深厚丰满，她的特异的性格光彩。——《雷雨》

《老舍与曹禺》看过《茶馆》与《雷雨》后，我想对二位做一下比较。浮光掠影 蜻蜓点水的抛砖引玉，不当之处 在所难免。一从题目来看，就是一个写给青年人的，一个写给成年人的。因为雷雨 意味着风云际会，动荡变幻。而青年人很少提笼架鸟过着“慢节奏”的“茶馆”生活的。二从创作手法来看，曹禺只能写剧本，很难写小说的，因为他的情节变化，演进以及人物的出场，的舞台化。三《雷雨》就是一个大拼盘，1国外有部作品就是由于种种因缘巧合 兄妹相恋，结果双双自杀2《雷雨》里的民族资本家“周朴园”与“茅盾”笔下的“吴蓀甫”何其乃相似。四老舍 一位深刻的社会洞见者——《茶馆》，《雷雨》不过是个“公子哥”的写照或者反响。五在老舍的“衣冠冢”的追悼会上，”曹禺”先生做了一首诗，那首诗具有着深深地文革时期的烙印（诗作不知真假）六如果说二位的差距有多大，其实也不大，曹禺与老舍就差一个沟沟——马里亚纳海沟。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