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录李商隐《上河东公第二启》清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晚年自署竹汀居士，江苏太仓州嘉定县望仙桥河东宅（今属上海市嘉定区望新乡）人。清代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乾嘉学派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十八世纪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轴 纸本 隶书纵199.9厘米横94厘米杜恕《家事戒称张阁》清—桂馥（1736-1805)字未谷，一字东卉，号雩门，别号萧然山外史，桂馥晚称老苔，一号渎井，又自刻印曰渎井复民。山东曲阜人。清代书法家，训诂学家、篆刻家。轴 纸本 隶书纵27.3厘米横20.5厘米图片摄于 博物院

出自南北朝刘绘的《咏萍》可怜池内萍，葐蒀紫复青。巧随浪开合，能逐水低平。微根无所缀，细叶讵须茎？飘泊终难测，留连如有情。译文那惹人怜爱的池中的浮萍，生长茂盛而背紫又面青。巧妙地在波浪中开开合合，从容地在追逐水中沉升。微小的根须无法连缀水底，叶片小得不用茎来支撑。转徙无定而不知飘向何方，在水上留连如对人有情。注释萍：浮萍，又称青萍。可怜：可爱。葐蒀（pén yūn）：同“氛氲”，形容池中之萍繁盛。浪：指水波。开合：聚散。低平：犹言沉浮。讵（jù）：岂。创作背景内容上，此诗写了浮萍的姿色与动静之态，大概是诗人为表达对浮萍的同情与怜悯而创作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关于此诗作者，一说是刘绘，一说是吴均，一般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作刘绘。鉴赏浮萍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总有一种随水现荡的不安定感。所谓“停不安处，行无定轨”，在怀才不遇的诗人眼中，便往往成了身世飘泊的象征物。但倘若是在阳光璀璨的晴日，心境又畅悦无翳，再伫立池边观赏那清波绿萍，人们就会发现：浮萍也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好风神。建安诗人曹丕《秋胡行》（其二），就歌咏过它“寄身清波，随风靡倾”的倩姿；晋人夏侯湛，也赞叹过它“散圆叶以舒形，发翠绿以含缥”的容色（《浮萍赋》）。在“词美英净”的永明诗人刘绘笔下，它又是怎样一种风情？刘绘咏萍的开笔，便沾满了喜悦、赞美之情：“可怜池内萍，葐蒀紫复青。”“可怜”即“可爱”。不过，在“可爱”之中，似乎还含有几分惹人怜顾的柔弱之态。这便使诗人笔下的池萍，增添了某种情感色彩。“葐蒀”亦作“氛氲”，本为烟气纷纭之貌。这里用来为浮萍着色，表现青中带紫的萍叶，在清波澹淡之中，恍有青紫之气升腾，可以说是把色彩写活了。接着的“巧随浪开合，能逐水低平”两句，则进一步表现浮萍的动态之美。“池”中自然不会有沸涌翻滚的大浪；这“浪”之轻细，当如风中之花的绽放和收合一样几无声息。而绿萍，就站在这样的细浪轻波上飘舞，身姿何其轻巧！当池波终于静息之时，浮萍则轻轻从水波高处滑行而下，转眼间已在一平如镜的水面上凝立，又显得何等娴雅。这两句描摹浮萍在水中飘、立、动、静之态，简直如翩翩少女的轻巧舞姿，表现了极为动人的韵致。浮萍在诗人眼中，似乎一度幻作了飘舞于水波之上的绿衣少女。但当诗人从幻觉中清醒，它便又成了静浮于水面的绿萍。人们常常遗憾于浮萍的“无根”，似乎嫌它“轻浮”了些；而且叶圆而细小，又无清莲那婷婷直立的叶茎，当然更显得缺少“操守”了。故夏侯湛在赞叹之余，又有“浮轻善移，势危易荡”之语，隐隐表达了对它的贬斥之意。至于杜恕《笃论》，对它就更不客气了：“夫萍与菱之浮，相似也。菱植根，萍随波。是以尧舜叹巧言乱德，仲尼恶紫之夺朱”——如此抑萍而扬菱，小小的浮萍，简直就成了“乱德”之小人。刘绘对于前人的这类非议，大约并不赞同。故接着两句，似乎是在为浮萍鸣不平了：“微根无所缀，细叶讵须茎？”意思是说：浮萍看似“无根”，其实还是有根的呵，只是因为太微小，你叫它怎样连缀池底？萍之无茎，好像是一种缺憾；但对它自身来说，那萍叶本就细小，又何须非得有茎？这两句做的是“翻案”文章，但妙在不露声色，正与全诗清淡秀蕴的基调相谐。读者从中听到的，只是一声饱含怜惜之情的轻微叹息。后的结句，正顺着诗人的这一怜惜之情，又将眼前的浮萍幻化了：“飘泊终难测，留连如有情。”这美好的浮萍，正如孤身无依的少女，其飘泊不定的前途，是很难预测的。而今，她就在诗人身边留连、徘徊，充满了依依之情，仿佛在诉说不忍离去的思念，抑或是飘迹无踪的凄苦。此情此景，与前文“巧随浪开合，能逐水低平”的美丽轻巧形象，交相叠合，不免令读者对这楚楚可人的绿萍，油然生出深切的爱怜和忧悯。而诗人则似乎是在用整个身心呼唤：可爱又可怜的浮萍，再莫要过那飘泊难测的生涯！请就在这清波绿池之中，寄托你风姿美好的青春。与同时代的诗人谢朓、范云、沈约相比，刘绘所擅长的是文辞。“至于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钟嵘《诗品》评王融、刘绘语）。往往辞采稍丽而情致嫌浅。故在当时，刘绘虽称“后进领袖”、“丽雅有风”（《南史》），而传世诗作却不多。不过，当其感受真切之时，笔端亦有深情蕴蓄。这首《咏萍诗》，于动、静、真、幻之中，写浮萍楚楚可怜之态。清逸秀出，摇曳生情，不失为一首颇具情趣的咏物好诗。刘绘刘绘（458-502）字士章，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聪警有文义，善隶书。齐高帝以为录事典笔翰，为大司马从事中郎。中兴二年，卒。年四十五。绘撰《能书人名》，自云善飞白，言论之际，颇好矜诩。#杜恕简介#

三国有位奇特的怪人，他所做之事出人意表、所说之话每料必中，连司马懿都特地派人前去查看，鲁迅先生称之为“蜗牛庐者”。这人名叫焦先，字孝然，乃是河东人。东汉末年，黄巾贼肆虐，中原大地兵荒马乱、饿殍遍野。20多岁的焦先时常接济年纪较小的同郡人侯武阳。为躲避战乱，焦先一家人带着侯武阳背井离乡，跑到扬州。焦先还在这里娶了个妻子。建安初年，侯武阳回到山西落户，而焦先则到陕地定居。到了建安16年，马超与韩遂等西凉诸侯反叛曹操，关中大乱，百姓死伤不计其数。焦先在战乱中失去了父母、兄弟、妻子和子女，成为孤家寡人，因此大彻大悟，不再拘泥于世俗眼光。焦先独自游走于山川河岸之间，吃的是白石等草木植物，喝的是林中泉水。焦先结草为庐，不设床铺草席，睡觉便是以地为床、以天为被，终日赤身光体，不着片衣，披头散发，光着脚丫。久而久之，焦先浑身上下皆是泥垢，宛如野人。每到冬天，焦先便升起篝火取暖，喃喃自语。县令朱南偶遇焦先，还以为是逃兵，便准备派人抓捕。按照当时的曹魏律法，逃兵被捕后就得处决，侯武阳连忙扯谎：“他的精神有些问题，不是逃兵！”，这才救了焦先一命。侯武阳帮他办理了户籍，又怕他饿死，每天派人给他送来廪米五升。后来县里发生瘟疫，很多人丧生，无人敢碰触尸体，县令便让焦先来掩埋。焦先没有拒绝，笑嘻嘻地处理好一切，却因此被县中孩童所轻贱，但焦先也不恼怒。焦先孤苦伶仃、放浪形骸，却始终保持着美好的品德，遵纪守法，从不违矩越礼。侯武阳死后，焦先没了廪米。他走在田野之间，只捡地上的落穗，不碰还在麦苗上的大穗；外出碰到妇人，则立刻隐匿起来，等到她们离开才出现。焦先还经常采摘焚煮白石，将之分予众人食用。他每天入山砍柴，将柴火送给村里人，一天一户，周而复始。焦先送柴时总是将柴火放在门口，转身就走。偶尔遇见这家的主人，主人都会将他请进屋里，共同饮食。焦先也不拒绝，径直坐下，一言不发，吃完便走。焦先数日才吃一顿饭，也曾多日未进一米。如果实在饿得厉害，焦先便会帮人打打短工，但分文未取，只吃些饭食。人们要多给他衣服、食物，焦先碰都不碰。河东太守杜恕拿着华美的衣服来迎接他，焦先对他理都不理。渐渐地，村民们习惯了这个举止怪异的隐士，发现从未听焦先说过只言片语，即便情况危急，焦先也未曾开口。焦先偶尔开口说话，都是语出惊人。有人曾问他为什么要躲着众人，焦先回答：“草茅之人，与狐兔同群。”意思就是他已经如野兽一般，自然要尽量避开人类。在曹叡的太和青龙年间，焦先拄着木杖准备从黄河水浅的位置渡河。但河水突然泛涨，众人便听到他说：“还不行，还未到时候！”议郎董经也是河东人，听说了焦先的事迹，特地偷偷跑来见他。董经与焦先并不认识，但董经故意揪住焦先的白胡子，用乡音假装他的老朋友说：“阿先，好久不见！还记得当初我们一同躲避白波贼吗？”企图以此从焦先口中套出话来。焦先盯着董经看了很久，一言不发。董经知道他曾受侯武阳大恩，便说：“你还记得侯武阳吗？”焦先这才悠悠地回答：“我已经报答过他了！”董经又多番挑逗，焦先皆闭口不言。董经只好悻悻离去。后来司马懿也听说了，又指派即将担任太守的董经路过时瞧瞧。这次焦先从头到尾都没说话，董经却认为他是出不世的大贤。嘉平三年，贾诩之子贾穆担任河东太守，路过焦先草庐。焦先虽对贾穆行礼，却不与他说话，也不吃东西。贾穆着急道：“朝廷派我来探望先生，我请您吃饭，您不愿吃，我与您说话，您不搭理我。既然您不把我当作君子对待，我只好离开了！”焦先这才反问了一句：“有这么一回事吗？”便又不开口。嘉平四年，魏国趁孙权去世而兵分三路，大举伐吴。有人问焦先战况会如何发展，焦先没有回应，只作歌一首：“祝衄祝衄，非鱼非肉，更相追逐，本心为当杀牂羊，更杀其羖䍽历邪！”众人不解其意，直到魏军惨败而归，才有人解释焦先歌词中的“牂羊”是指吴国，“羖䍽历”是指魏国，意思就是原本要攻打吴国，反而是魏国大败。众人恍然大悟，都称赞焦先料事如神。之后，山火点着了焦先的草庐，焦先只能露宿郊外。又遇上冬日大雪，焦先光着身子躺在雪地之中，众人都担心他死了，上前一看，却见他面色红润，呼吸均匀，如同在盛夏醉卧。一年多后，焦先病故，享年89岁，也有传说他活了170岁。皇甫谧称赞焦先：“弃荣味，释衣服，离室宅，绝亲戚，闭口不言，旷然以天地为栋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广不能以回其顾，妙乎与夫三皇之先者同矣。”他是自三皇五帝以来，头一位隐士大贤。鲁迅先生在《二心集》的序言中说，焦先是三国的“蜗牛庐者”，是因为他在军阀混战、任意杀掠之下而变得麻木不仁，才“隐逸”避世。对此，大伙儿怎么看呢？素材来源：白泽述异

三国时代的躬耕现象小谈民间对诸葛亮的神化，导致大家觉得躬耕是一件神圣的事。其实三国乱世，躬耕垄亩之人还是挺多的。原因也很简单，古代农业就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中心。这些名门望族能当官的时候当官，不当官的时候就会去种地，跟现代人不做官就经商一个道理。只是在乱世之中，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种地，有点难度。现在我们梳理下除诸葛亮以外的三国时代的躬耕者吧，排名以影响力大小来分。一：躬耕以养父母的田畴这位知晓边事的大名士，深受刘虞器重。公孙瓒杀刘虞后，碍于田畴的名气不敢杀他，只能放走田畴。田畴就带着宗族朋友找了一个深山中的平地躬耕。不仅如此，田畴能力够强，百姓依附的有五千余家。他立法律、兴教育，威名远播，甚至乌丸、鲜卑都来贡献。田畴不仅看不起公孙瓒，也看不起袁绍，终等来了曹老板，跟着曹老板对乌丸武力输出一波，维护了边疆的稳定，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有意思的是他虽然跟着曹老板打乌丸，但却一直不接受曹老板的封赏，只当了一个议郎。田畴躬耕的地方是汉右北平郡徐无县的深山，大致是现在河北遵化到迁西一带。具体位置就不清楚了，不知道当地有没有相关的记载。二：躬耕守节的司马芝他是温县人，司马懿的族兄，北方大乱的时候带着母亲到南方躬耕。直到曹操平定荆州后才随曹军回到北方，后来做过大理政、大司农。其政务水平还是挺高的。我看过一个网文说司马芝在鲁阳躬耕。我想不可能啊，鲁阳经袁术祸害之后，一直是乱世，怎么可能躬耕呢。仔细看他的证据，发现他是把司马芝鲁阳遇盗贼的事，当成了躬耕地所在。其实原文中是：遂得免害，以鹿车推载母。居南方十余年，躬耕守节。司马芝在鲁阳遇贼，成功脱险之后，还是用鹿车推着母亲去了南方。虽然他的传记并没有说明躬耕的地方，但是在刘表的势力范围内。看裴潜传记中说裴潜与司马芝、王粲一起讨论过刘表非名主，之后王粲留在襄阳，但裴潜去了长沙。所以司马芝大概率跟诸葛亮一样在襄阳附近躬耕。那有没有可能跟裴潜一样去了长沙，但陈寿没说呢？有可能。三、耕种山阿的常林此人跟司马芝是老乡，因为与太守王匡有过节，跑到上d耕种山阿，这里有原河间太守陈延的壁堡可做依托。这是乱世之中常见的堡垒。闲时出来耕种，打仗时就躲进堡垒，当然遇到强攻也不能玩命死磕，交点钱粮买个平安也是常用的事。常林依附陈延之后，协助陈延抵抗张杨的围攻达六十多日，成功保住了堡垒。关于壁堡与军队的关系，祖逖的经历更典型，有兴趣的可以查查。常林有传，但其政治生涯似乎很平淡，但作为河内耆旧，司马懿的前辈，司马懿每次见到常林都要行拜见礼。对此常林心知肚明，这是司马懿拿我当吉祥物，标榜自己尊崇礼法呢。常林也坦然受之，活到八十三岁才去世。四、躬自垦田的钟离牧他是会稽县人，在永兴县躬耕，种稻二十余亩，免费提供给乡民食用。可能是来取稻子的人太多，以至于县长把老百姓抓走了。种离牧亲自向县长解释，才把老百姓放了。有意思的是县长抓人的理由是：钟离牧效法先贤，给百姓散粮，没问题。但我作为县长，要教老百姓以法行事，不要侵占别人财力。终老百姓是放了，但再也没有人敢去拿种离牧的粮食，粮食放在道路上都没人敢取走。钟离牧的贤者之名很快传扬出去了。但我看到这里是满脸问号，这种结局似乎不太好啊。‘牧离牧终做了东吴的官，四处平定山民、夷民的叛乱，看起来丝毫不迂腐，反而是精明干练。四、躬耕乐道的胡昭此人就更有意思了，他不仅躬耕，而且他字孔明，和司马懿关系很好。杜畿的儿子杜恕曾经拜访过胡昭，对其相当尊重。看杜恕的年纪，其儿童时代应该是在襄阳生活过，有可能见过诸葛孔明，至少是对诸葛孔明的大名很熟悉吧。这么看胡昭和诸葛亮的重叠元素是不是有点多。不知道司马仲达在对阵诸葛孔明的时候，是不是时常想起诸葛孔明这个朋友。胡昭也并非浪得虚名，他是大书法家，跟钟繇齐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袁绍、曹操征辟他，他都不应征。只是曹操征辟他的时候，他去见了曹操，表明态度，然后到陆浑县的山中躬耕，估计是住得近点，让曹老板放心。胡昭选择的地方，应该是易守难攻的深山，因为陆浑孙狼叛乱的时候，陆浑县长都跑到胡昭这里避难来了。当然孙狼也表示胡昭是名士，我们不找他的麻烦，并没有来攻。终保全了很多百姓。五、躬耕以求其志的徴崇他是河南郡人，躬耕会稽，对易、春秋左氏传很有研究，兼善内术，和东吴的丞相步骘关系较好，当时东吴太子孙登都经常派人向其请教，由于没做官，事迹不多，七十二卒。还有几个躬耕者，算是和平时代吧，不在此列，如大魔王董卓辞官后，曾经归耕于野。不服诸葛亮的廖立被免官之后，也曾躬率妻子耕殖自守。所以，躬耕，并不鲜见。

史海拾贝每到年终岁末，每个单位都面临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考核。考核办法往往是翻来覆去，难以敲定。涉及指标如何设置，权重如何分配，部门如何平衡等等，稍有不慎，就闹出一系列问题。其实，对官员的考核这个难题古已有之，不夸张的说，已经困扰了当政者几千年了。景初元年，魏国国君曹睿围绕对官员的选拔考核引发一番争议。魏明帝给吏部尚书卢毓说，选拔官员不要徒有虚名。卢毓说徒名虽不能选出奇才但也不至于选出怪人。现在对官员考核废驰，晋升罢职没有真实凭据，全凭人们的口头毁誉。明帝觉得有理，下诏制订考核办法。散骑常侍刘邵便制订了一个七十二条的《都官考课法》，交大家讨论。司隶校尉崔林说：周朝对官吏的考核很具体，但后还是废弛了，可见考核办法再严密，也无法与实际完全吻合。只要大臣们能勤勉尽职，为下级作出榜样，各级官员谁还敢懈怠呢！所以考核办法不重要。黄门侍郎杜恕说，官员考核确实重要，但六代以来未见具体考核办法传世，七位圣君也不见考核条例遗后。所以我认为考核办法宜粗不宜细，越详细越难实施。司空掾傅嘏说，选拔官员，明确责任是根本，督查考核是细末。不抓官员任用而抓考核是舍本逐末。争来争去，久议不决，后只好搁置下来。仔细想想，这些观点至今人们还在争论中。

三国进文庙与武庙的军事家杜预为何被后世诟言？？杜预，公元222年－285年初，字元凯，京兆郡杜陵县（今陕西西安）人，中国魏晋时期军事家、经学家、律学家，曹魏散骑常侍杜恕之子。杜预耽思经籍，博学多通，多有建树，时誉为“杜武库”。他与张斐对《晋律》的注解，在当时有“张杜律”之称。其所撰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考释严密，注解准确，其中不乏自己独立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是《左传》注解流传至今早的一种。他也是明朝之前一位同时进入文庙和武庙之人。杜预他从小博览群书，勤于著述，对经济、政治、历法、法律、数学、史学和工程等学科都有研究。他特别喜欢读《左传》，自称有“《左传》癖”。同时，杜预也明于国家兴废之道，常说：“立德是我无法企及的，立功立言差不多。之后，杜预反对天下安定就要废弃军备的观点，他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任职期间，始终没有放松部队的训练。杜预把荆州军队的防卫重点集中到了对付当地少数民族方面。杜预的政绩，受到了当地人民的赞扬，百姓称他为“杜父”，并歌颂说：“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公元285年初（太康五年闰十二月），杜预被征调到中央政府任司隶校尉，途中行至邓县，突然病故，终年六十三岁，司马炎甚为哀悼，追赠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成侯。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诏令历代先贤先儒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其中就包括杜预。建中三年（782年），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杜预亦在其中。宣和五年（1123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杜预。杜预是明朝之前一个同时进入文庙和武庙的历史人物，与孔子，姜尚等同名。杜预既是学术界巨头，又以军功扬名天下，确实很少见。不过，他只因说过一句话，被后世文人骂了一千多年。那是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杨皇后病逝，在太子服丧的礼制上，杜预和其他大臣意见不一。按惯例，太子应该服丧三年，穿三年的丧服。杜预说：“古者天子、诸侯三年之丧，始同齐、斩，既葬除服，谅闇以居，心丧终制。”意思是，让太子葬礼上哭完，就可以脱去丧服，保持三年的“心丧”，即三年内注意言行举止就可以了。儒家的服丧礼制很复杂，不容易搞懂搞懂。杜预把“谅闇”解释成“心丧”，而多数古代学者认为那是服丧时居住的草庐，“有梁无柱，茅下垂地”。在西晋和后世朝代，都有很多学者指责杜预为迎合晋武帝的意图，故意曲解经义，是狡辩。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却认为，杜预想让太子缩短服丧期，信口开河，哪里像个儒者，简直是“野人之言”。晋武帝却采纳他的意见，严重破坏了礼教，只把礼义放在心里，却不付诸行动，是荒谬的。他举例说，如果一个人声称敬爱父亲，却不尽孝道，这符合人子之礼吗？指责杜预不仁、传播“歪理邪说”，贻害不浅。由此而论，古代极重礼教，杜预作为经学泰斗，讲话不严谨，被后世儒者指责是难免的。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停止眼前，应该向前看，摒弃陈节旧俗，推陈出新，提高思想文化与觉悟，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理解，感受。

汉代言孝重在《孝经》，晋言孝则重在《礼记》，“家国同构”的大文化背景之下，言“孝”的根本目的必然是“忠”这个概念，这个是无需质疑的。“忠”与“孝”的矛盾，在魏时即有，曹丕曾与名士邴原论一丸药当“与君邪？”还是“与父邪？”，这个问题其实是在呈现一个时代性极强的“政治困境”。即：皇权本身是以儒家礼秩来彰显的，汉魏之际长年的天灾、叛乱、割据，社会动荡使皇权势微，威严扫地，尊尊下降，亲亲彰显。魏、晋将儒术主轴逐渐倾向到《礼记》，《礼记》的核心道德理想是什么呢？是“天下一家”、“天下为公”，每个作为个体的小家族“各亲其子，货力为己”，然后向中央这个“公”发力，这个在强调公、私之别，公的概念远远大于每个私，为公是一种荣誉。这就是《学记》中所谓“化民成俗”的作用。程漪这三公属在郑、王礼学辩丧制的时候就和司马炎说夫礼，国之大典，兆民所日用，岂可二哉，就是在提醒司马炎不要为了形式破坏内核。荀顗所撰《五礼》在晋则被称为革命以垂统，帝王之美事。东汉的《孝经》则是说全天下都是一个“大私”，皇帝等于万民的父亲。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你在“小私”里要孝顺生父，在“大私”里则要孝顺皇帝这个君父，事君不忠非孝也，士子对“天下大家”有高度的关注，时常处于“处士横议”的激昂状态，这是内核。所以汉代《孝经》是五经之阶梯，成一时风气，确立人文人格，道统与政统合一，甚至衍生出“二重君主观念”这种极端产物。（当然，汉晋测重点不同不代表汉就没有公私概念，不重礼，晋就不言君父之重了，是主导和切入点不同，实际上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公私之分）这就是德治与礼治的分途，实际上这种分途在魏时即有讨论，甘露元年高贵乡公至太学，命讲《礼记》，论德治、礼治之别，化有薄厚，主有优劣。更早的建安七子之徐干还提出了“法象”概念，盛德君子为天下表率，万民效法，而欲达“法象”，需先习诸礼，其尊其庄。让无爵禄之人也能万民怀之，无刑罚而万民畏之，德以礼宣。高堂隆也说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贵业，九域之内，可揖让而治。杜恕作《体论》扬礼为万物之体，得之无有不善。所以西晋在不停地强调孝，强调孝的背后，就是让你为私之后为公，为公即是忠，司马炎在推复“三年心丧”的时候就强调：我本诸生家，传礼来久。这种本是强调孝事的推议反而受到了一些有大孝之名的重臣质疑，如何曾、荀顗、王详等，即德与礼的歧点，但杜预说废丧是“汉文轻典”，羊祜甚至说汉文帝的革除三年心丧是“毁伤礼仪”的行为（当然，羊祜还是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了意见）已足够说明问题，司马炎受众人反对依然要实行推复，即是因为丧礼是五礼之重，而丧礼之重，首在丧服，如果这个不能推行，后面的改革也就无从谈起了。后：为一家之言，仅供参考，这只是一种思路，不代表其为历史之真相#杜恕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