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附近的百姓偷移界碑是确有其事。八国联军之后，满清为了编练新军开始向各省摊派军费。为此山东在整顿财政时就把主意打到了盐上，时任山东巡抚周馥下令将各地民众私开的滩池一律收归官有，这期间在德国租界内的灶户也被一并征了税。在把全省的盐田“化私为官”之后，满清的吏胥又开始了正常发挥，他们不断以清查私盐为名，勒索沿海村庄和盐田，“稍一不遂，即诬以盐枭之罪名，恣意私行拷逼。”这种乱象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初年，因为过去几年德国议会不断削减给胶澳地区的拨款，殖民地当局为了开源节流，就把主意打到了自己境内的灶户身上。在1910年3月12日，总督府正式颁布了《征收盐课章程》，要求灶户们“须将盐滩地址及斗子数目向巡捕局注册，由局给发执照，领照之后，按照定章开筑盐滩，每副斗子，按年收税四元，分两期缴纳”。而在食盐的运销上，则规定：“凡运盐出口，先领凭单，每盐一担纳马头税洋三分，又有存栈及装船费，亦每担三分。”虽然德国人一样也要征税，但对于盐商来说获得的好处却是实实在在的，由于山东已经是德国的势力范围，因此由德国颁发的行盐凭证也成为了盐商的保护伞，“盖其盐既纯洁又足斤足两，临行发给执照，沿途巡差无敢过问，愚民何知，争赴购买，固其所也。”而另一边，租界附近的百姓也早就看到了德国人出面庇护其治下百姓的举动，因此边界附近的灶户纷纷私自搬移界石，主动将盐滩划入界内，只要身处租界之中，“若辈即为界内之户，彼如狼似虎之差役等亦即不敢越雷池一步而过问矣”。在当地百姓日拱一卒的努力下，在盐滩集中的阴岛一带，实际边界甚至远离原定界线超过30里，民间为此兴讼不已，1910年1月15日《上海中外日报》对此报道：“即墨县辖境有一盐滩，本未划入德国租界，每年盐课银五百两，向归该县征收。去年有天主教民某甲，思攘该盐滩利权，乃与滩主在青岛德臬署兴讼，德人当时将该项课银收为己有，即上届课银之已缴即墨县者亦被德人索去。”其实向往租界的并不仅有附近的山东百姓，在满清覆灭之后，大批的满清遗老们也纷纷离开北京，前往青岛避难，包括恭亲王溥伟、多罗特公升允；前清高官显吏徐世昌、吴郁生、李经羲、盛宣怀、刘廷琛、张勋、周馥、于式枚、劳乃宣、杨度、吕海寰、梁士诒、李家驹、郑孝胥、李德顺、张士珩、赵尔巽、王渭滨、王垿、商衍鎏、陆润庠等，使得青岛一度成了满清遗老遗少麋集的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