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对纪晓岚说过一句话：“宠臣不是那么好当的，都说忠臣难当，而奸臣更不是好当的，马屁更不是好拍的。”和珅这话可谓是至理名言。拍马屁这活是个技术活，不是谁都吃这一套，你得会拍，不仅要润物细无声，还得是“发自肺腑，心甘情愿，无怨无悔”才叫成功。说赵匡胤刚刚登基后，重新修筑了皇宫的侧门丹凤门。有个文臣梁周翰写了篇《丹凤门赋》，大肆渲染赵匡胤的功绩，拍皇上的马屁。但赵匡胤并不买账，带着鄙夷的神色问此人是谁？大臣们回答说：“梁周翰是做文字工作的，他撰文歌颂，是他的职责啊！”赵匡胤却说：“这些耍笔杆子的“措大”，也太爱拍马屁了！”赵匡胤武夫出身。显然看不上这些会写字的读书人。明成祖永乐十三年，贵州有人报告说：“听到过太岩山接连喊了三句‘万岁’声”，礼部尚书吕震看后请求上表祝贺。朱棣不但没有允许这样做，还把吕震狠狠地骂了一顿、但像宋太祖、明成祖这样不图虚名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毕竟不多，更多的倒是喜欢阿谀逢迎、甜言蜜语的昏君和庸君。后晋时期，黄河在滑州决口，淹没了汴、曹、单、濮、等州。后晋朝廷组织了几个道的民夫参加抢险，终于堵住了缺口。抗灾成功后，后晋皇帝石重贵准备刻碑记载此事，并打算把抗灾成功的功劳全部记到自己头上。但是，此事却被中书舍人杨昭俭制止，他进谏说：“陛下刻石纪功，不若降哀痛之诏；染翰颂美，不若颁罪己之文。”石重贵也不错，他认为杨昭俭说得对，遂停止了这一好大喜功的荒唐行为。战胜一次大灾难，竖立一块纪念碑，歌颂一下英明领导，这种在如今看来都“十分正常”的做法，却在一千多年前遭到了中书舍人杨昭俭的坚决反对。他不但反对刻石纪功，还公然要皇帝下“罪己诏”，向全国人民作出深刻的检讨。也就是说，自然界的灾异或祥瑞，表示了上天对人间当政者的谴责或褒奖。杨昭俭认为，这次黄河决口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正是上天对皇帝的谴责，是由于皇帝的“失道”引起的。因此，让后晋皇帝石重贵颁“罪己诏”，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也就合情合理了。由是，“纪功碑”变成了“罪己诏”。 杨昭俭敢于直谏固然不易，但在惯于把坏事当成好事办的国度里，石重贵能听得进如此刺耳的批评，也殊属难得。朱温是五代梁朝的建立者，虽然此人是一乱世奸雄暴徒，残暴荒淫，但是他却不喜欢阿谀逢迎拍马屁，喜欢直言不讳有气节的人。有一年，河南商丘洪水泛滥成灾，当时的节度使、朱温的侄子朱友谅不仅不详报灾情，反而派人向朱温呈献一茎三穗的“瑞麦”，认为这是一种吉兆。朱温是贫苦人出身，自然不信。朱温严斥了朱友谅。他派人到宋州去罢掉献“瑞麦”的县令的官，并严厉查处了朱友谅，将他调离了宋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