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初，蒋介石对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产生了怀疑，认为他在“西安事变”中知情不报。钱大钧撕开上衣，露出前胸的伤口，这才打消了蒋介石的猜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开始秋后算账，大骂在西北“剿总”的曾扩情、晏道刚事前一无所知，事发时表现“无耻”。曾扩情、晏道刚这两个曾经颇受信任的大员，至此被打入另册。而对于侍从一室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蒋介石也产生了怀疑，不过毕竟没有真凭实据，所以将他叫来对质。钱大钧，字慕尹，江苏吴县人，早年在保定军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过。1924年，在黄埔军校创办后，31岁的钱大钧担任中校兵器学教官。在黄埔军校期间，钱大钧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很快就被引为心腹。1925年4月底，钱大钧参与组建教导第三团，并担任团长，同年10月升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副师长并兼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擢升速度不可谓不快。此后，钱大钧相继担任师长、军长、保定行营主任等要职，成为蒋系的骨干将领。钱大钧为人处世善于和稀泥，轻易不惹人，因此他不仅和黄埔系将领普遍关系较好，和不少杂牌将领的私交也不错。钱大钧曾担任过鄂豫皖三省“剿总”（总司令张学良）参谋长、武昌行营（主任张学良）参谋长，期间和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交好，这也就导致“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对他产生怀疑的主要原因。1935年10月，钱大钧升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1936年6月，广东军阀、有“南天王”之称的陈济棠联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发表反蒋通电。钱大钧和手握重兵的粤军将领余汉谋是保定军校的同学，钱大钧秘密前往广东余汉谋的驻地，经过密谈，策反了余汉谋。“两广事变”解决后，蒋介石颇为赏识钱大钧，让其兼任侍卫长。这应该是钱大钧为风光的时候，尽管林蔚、贺耀祖、张治中、商震等人后来也当过侍从一处主任，但是他们都不兼任侍卫长，可见当时蒋介石对钱大钧的信任。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发生时，和蒋介石同在临潼华清池的钱大钧，被东北军的一颗流弹射中他的背部，从前胸穿出，被认识他的东北军将领送去救治。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赶到医院，探望钱大钧伤情，好在子弹穿出胸膛，仅伤及肺尖，何柱国接钱大钧到自己家中疗养。“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从戴笠口中得知了一件事情，勃然大怒，叫来钱大钧质问。原来，就在事变前一天，张学良曾找到钱大钧说：“委员长乘坐的火车，机车头有点故障，我想安排人拉到西安火车站去修理。”当时，钱大钧没有多想，当场同意。蒋介石质问钱大钧：“你调走机车头到底是无意还是暗中串通呢？钱大钧一时语塞，干脆一咬牙，当场扯开上衣，指着前胸的伤口对蒋介石说：“如果我是同谋，会挨这一枪？”看着触目惊心的伤口，蒋介石顿时脸色缓和，安抚一番钱大钧后，不再追究此事。之后，尽管钱大钧继续担任侍从一室主任，但是侍卫长却换成了王世和。王世和是蒋介石的表侄，曾担任过第一任侍卫长，这个时候蒋介石突然调换侍卫长，重新召回王世和，可见对钱大钧已经有了戒心。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改组军委会，将钱大钧调任航空委员会主任。航委会名义上由主任钱大钧负责，但实际上重大事项必须经过秘书长宋美龄拍板。在航委会，钱大钧曾组织空军远航日本本土投放“宣传弹”的空袭行动，向日本九州岛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等地方散发了20万张用日文写成的反战传单。钱大钧在航委会主任的位置上待了一到一年，就爆出一个丑闻：有一笔金额不小的经费，经秘书长宋美龄批准，划拨航委会使用。钱大钧在经费拨付后，和航委会几个高级人员，将这笔钱私分。由于分赃不均，航委会一个高级官员将此事直接向军委会举报。蒋介石震惊，下令将钱大钧撤职查办，由周至柔主持航委会工作。被撤职的钱大钧，在赋闲了二年后，在何应钦的求情下，担任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参谋长，该局局长由何应钦兼任，因此钱大钧实际负责。1942年6月，钱大钧担任军政部政务次长，成为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左右手。1944年11月，何应钦和陈诚争斗失败，失去了把持近14年的军政部长职务。钱大钧和陈诚向来不和，加之又被视为何应钦的人，自然也不能在军政部待下去了。蒋介石思将钱大钧和侍从一室主任林蔚对调，时隔6年，钱大钧重返侍从室，这时的侍卫长则是俞济时。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再次起用钱大钧，让其担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钱大钧到任后，无心具体事务，他把政务交给秘书长，军务则全交给警备副司令，自己忙着敛财。钱大钧到上海不到半年，雪片般的状子放满了蒋介石的桌子。蒋介石恼恨，将钱大钧撤职，让有清廉之名的吴国桢当上海市长，宣铁吾（曾当过蒋介石的第二任侍卫长）任淞沪警备司令。至此，蒋介石对钱大钧彻底失望，再也没有让他独当一面。早期的钱大钧，也算有才干之人，但后期却腐化堕落，不堪大用，其中缘由，是值得深思的。#曾扩晴简介#

1959年特赦的国民d高级将领都有谁？1959年冬，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政府进行了第一次特赦。被特赦的人员中，有10个国民政府的高官，9个陆军中将军衔，1个陆军少将军衔。王耀武（1904-1968）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杜聿明（1904-1981）国民d第二兵团司令官，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陈长捷（1892-1968）国民d天津警备司令官，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宋希濂（1907-1993）国民d第14兵团总司令，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郑庭笈（1905-1996）国民d49军军长，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邱行湘（1907-1996）国民d洛阳警备司令官，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曾扩情（1894-1983）国民d四川省d部主任委员，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周振强（1904-1988）国民d金华城防总指挥，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卢浚泉（1899-1979）国民d第六兵团司令，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杨伯涛（1909-2000）国民d第18路军军长，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

1949年12月底，宋希濂、王隆基、曾扩情等人被关押在白公馆。几人相聚，王陵基问宋希濂：“荫国老弟，你说他们会不会毙了咱们？”一句话让他们心惊胆跳，直到黄埔军校校友陈赓到访，他握着曾扩情手喊了一声“扩大哥”后，大家松了一口气。几人相谈甚欢，他握着宋希濂说：“西安事变后，我去找你，我说过你是国军师长，我是红军师长，理应团结对付共同的敌人”语毕，众人心里泛起波涛，不得不说陈赓把语言魅力发挥。

1977年10月的一天，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带着一个30多岁的女子来到北京住处。看是伍修权到来，马上上前迎接，再转目光，看到了有些陌生的女子，便问起了名字。女子称是革命烈士丛德滋的女儿，名字叫丛丹，说着便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编号为“00001号”的烈属证自证身份。看了看烈属证，又看看女子，说：“真像，你长得真像你的父亲，我记得他，以后有事就来北京找我！”一句话，就让丛丹哭了出来。一、身份多样的丛德滋1921年，丛德滋来到辽宁凤城第二师范学校学习。那时候他年纪不大，才11岁，但也在学校就读期间接受了共产d的革命宣传。“九一八”事变后，他考入东北大学，在这里受到了更多的进步思想影响，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他毕业后来到北平分会政训处工作，成了张学良的一个部下。尽管那时的他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d，却做了许多中国共产d在做的事。比如，在自己主编的《西京民报》《西北向导》等报刊中，他不惧国民d当局的打压，发表了一些d的政策和抗日宣传文章。要知道，这种事一旦被揪住，轻则有牢狱之灾，重则有性命之忧。真是怕什么来什么。1934年，他极为反感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终于忍不住在一些进步报刊中刊文抨击。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他的头上，给他扣了一个“共产d嫌疑人”的帽子，然后抓起来关到武汉行营。早些年，张学良就很看折磨得不成人后越近了。1937年9月，他被安排到八路军总部，在八路军115师做文职工作，成了的同事。那一段时间，对他的印象很是深刻。也是在那里，他认识了王竹青，与之成婚并生下丛丹等孩子。同年底，介绍他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工作，成了谢觉哉、伍修权两人的手下干部。伍修权也很欣赏丛德滋，后来成了丛德滋的入d介绍人。二、为革命牺牲到兰州后，丛德滋利用所长，继续干宣传工作，创办了《民众通讯社》，亲自出任社长，并参与了一些文章的编辑。通讯社的规模并不大，丛德滋再加上一个记者于千，社里也就他们俩。人虽少，文章产量却相当惊人，仅一个月就成功在当地报社刊登了98篇稿件。通过这些文章，兰州人都知道兰州有一个名叫丛德滋的大才子。这时候，丛德滋的身份还没暴露出来，人们并不知道他在为共产d工作。1938年秋，伍修权认为他已经通过考验了，便和谢觉哉一起做起了他的入d介绍人，让他成为一名特别d员。1940年，国民d将曾扩情调到兰州担任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丛德滋与曾扩情是老上下级关系了。西安事变前，国民d将曾扩情安插到张学良身边，丛德滋来到张学良手下工作后，也就成了曾扩情的部下。看到丛德滋与曾扩情认识，d组织交给丛德滋一个艰巨任务，就是靠近曾扩情，从第八战区政治部获取情报。同年夏，丛德滋和曾扩情套好了关系，成为曾的秘书，成功打入第八战区政治部。然而，地下工作相当凶险，他在1941年就被特务盯上了，不久不幸暴露，被曾扩情设计逮捕。1942年4月19日，敌人将他折磨得不成人样后，让他悄悄死在了监狱。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尽管丛德滋为革命牺牲了，却在建国后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诬为“苏修特务”。这让作为丛德滋儿女的丛丹等人蒙受了不少冤屈。为了给父亲平反，丛丹成年后就走上了申冤之路。1977年10月，丛丹联系上了父亲丛德滋当年的入d介绍人伍修权。在伍修权这里，丛丹听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原来，丛德滋“00001号”烈属证，就是伍修权亲自安排的。建国后，伍修权收到了为革命烈士家属发放烈属证的任务。为此，他开始带工作组编辑烈属证，在他的印象里，丛德滋就是他想到的第一个人，“00001号”留给了他。与丛丹见面不久，伍修权就拉着她去和见面，也就是开头出现的那一幕。遗憾丛德滋的牺牲和受冤，亲自为他进行了平反。结语：短时期里，一些英雄可能会被污蔑是“叛徒”“间谍”，就像丛德滋这样的情况。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也是公正的，真相终究有一天会浮出水面。在丛丹等人的努力下，丛德滋的冤屈被洗白，重新获得了人们的尊重。确实，他为革命和人民牺牲了，人民还有什么理由去骂他是叛徒呢？

1950年1月初，几个解放军战士将宋希濂和王陵基押上一辆卡车，王陵基胆战心惊，悄声地对宋希濂说：“这下完了，要送咱们回老家了。就在一周前，被俘的国民d中将宋希濂被解放军用汽车送到了重庆，住在化龙桥的一栋民房里，在这里他见到了原国民d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一见面，两人互相询问了被俘的经过。王陵基满脸愁容，唠唠叨叨，整天担心会把他杀掉。宋希濂被俘后，受到解放军二野5兵团司令员杨勇的接见，因此他乐观，安慰王陵基说：“看来不会杀掉我们的，起码在近期内不会杀掉我们，不过，坐一辈子牢还是可能的。既然已经到了这步境地，发愁也没有用，不必考思那么多啦。”在化龙桥大约住了几天后，宋希濂和王陵基在一天早上被几名解放军战士押上了一辆四面都用木板遮掩起来的卡车。从车子行走时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的幅度来看，宋希濂和王陵基知道离市区越来越远了。王陵基由此认为是要把他和宋希濂拉出城外枪毙，所以紧张，不断对宋希濂嘀咕，受王陵基情绪的感染，宋希濂也狐疑地说:“ 难道不经审判，真要这样枪毙我们吗？”车子行驶了约半个小时终于停下来了，下车后，宋希濂和王陵基一看这里完全不像行刑的场所，而是一栋周围树木茂盛的网层楼房。两人一打听，才知道这就是臭名远扬的原国民d军统局设置的监狱“白公馆”。白公馆位于重庆市歌乐山麓，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香山别墅。1939年，军统局将其买下改为监狱。改造后的白公馆四周高墙上电网密布，墙外制高点上有岗亭和碉堡。重庆解放后，白公馆被解放军接收，用来关押被俘的国民d军政要员。刚进白公馆，接待宋希濂、王陵基的的是一个态度和蔼的中年干部，后来两人才知道他就是这个管理所的张所长。张所长领着两人上了一座小楼，在楼西边间套房前停下来。他向两人介绍说:“这是白公馆里好的房子，你们猜猜看，谁在这里住过？”宋希濂和王陵基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张所长说：“叶挺将军当年就是被囚禁在这间房子里的。”两人听了愕然，也颇为尴尬。过了几天，在涪陵被俘的原国民d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也来了，和宋希濂、王陵基三人同住一室，开始时无事可做，只凑在一块聊聊天。那时宋希濂身上有几两黄金，便委托管理员换成货币，为他们购买了不少书籍，除了毛主席的著作外，还有一些中外文艺作品，还订了报纸，买了象棋、围棋。这样就有书可看，有棋可下，三个人不再感到那样孤寂了。宋希濂和钟彬都是棋迷，没事时就在棋盘上厮杀，常为一步棋、一个子的得失而计较、争执。王王陵基在一旁看两人下棋的那股认真劲儿，常常捧腹大笑。王陵基讥笑宋希濂说:“你连兵团司令都肯让给钟彬，为什么一盘棋都不肯相让呢？”宋希濂没好气地说：“这完全是两回事，老王，你不要往一块扯。”在白公馆的前一个多月，由于关押的人不多，所以也没有什么活动，集中学习也没有，之后，随着被俘的刘进、李尤能、周养浩、徐远举、沈醉等人陆续被送来后，所里才开始正式组织这些人学习。当时在白公馆被关押改造的人员中，还有一个级别较高的曾扩情，他也是黄埔一期的，被俘前的身份是国民d四川省d部主任委员。曾扩情住在宋希濂等人住的那间房子的楼下，同许多原国民d军统、中统的小特务住在一起。张所长曾多次要曾扩情住到楼上，但曾扩情本人不愿意，认为在楼上大房间的都是原国民d的高级军政人员，属于大战犯，而在楼下的都是小人物，问大战犯住在一起，会有不好的结果。但是和宋希濂住在楼上的一共九人，他们都认为即使不被枪毙，也会一直关到死。虽然他们吃的、住的条件也比较好，管理人员对他们也不错，可他们还是提不起精神。直到有一天，一件突如其来的喜事打破了宋希濂等人生活的平静，使他们改变了以往的看法，看到了改造的前途。1950年4月的一天早上，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周兴，突然来到白公馆来看宋希濂和曾扩情、钟彬，说：“陈赓将军特地从云南赶来看望你们三人。”宋希濂心里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陈赓不忘旧日的友情，身居高位还能生动来看狱中的老同学、老朋友，惭愧的是自己如今是战犯的身份。三人随周兴乘车到了市区陈赓的住所，见面后，陈赓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同三人分别握手。在同宋希濂握手时，陈赓显得激动，说:“你好啊，我们又有好久没见面了，看见你身体这样好，我很高兴！”“惭愧得很，没想到您还会来看我。”宋希濂紧紧握着陈赓的手激动地说。这次会面，陈赓毫无架子，陪同宋希濂、钟彬、曾扩情这三个黄埔一期的同学吃饭聊天，临别时亲自将三人送上车。回到白公馆后，其他人得知陈赓接见和宴请宋希濂等三人的情况后，都感慨万分，逐渐解除了对改造政策的怀疑，大家都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后半生应该如何度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