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解决了女真问题，明朝对我们皇上的威严也感觉忌惮呢。明朝：？？？？？？在《大长今》中，明朝使臣前往李朝册封王世子进行各种刁难，按规制，李朝世子必须接受明朝册封才能继位，否则无效。李朝当年的确不断夺取女真人土地，明朝对此睁只眼闭只眼，明末，皇太极与阿敏两次攻入半岛，让李朝国王叩首称臣。#李朝三简介#

1420年，朱棣将3000宫女活剐。行刑时，他亲临现场观赏全过程，看着刽子手凌迟处死宫女。一位宫女熬不住刑，破口痛骂朱棣：“我们何罪之有？”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的第三位皇帝，他的江山并非正统承继，而是从侄子建文帝的手里抢来的。尽管皇位得来的并不算光彩，但不可否认的是，朱棣登基后，的确做出了很多足以名垂青史的大事。历史上著名的一次外交活动：郑和下西洋，就是朱棣的手笔。但是，这样一位声名赫赫的帝王，却有一件饱受非议的残忍屠杀3000宫女的传闻。这件事被记载在《朝鲜王朝实录》上的。至于为什么朝鲜的史书上会记载中国的帝王生平，这还要从明朝时中朝的外交关系说起。朝鲜半岛自“箕子率众东走朝鲜”之始，历来就有学习、接纳汉文化的传统。朱明王朝统治时期，恰是朝鲜李朝统治前期，李朝自开国之始，奉行“以小事大，保国之道”的基本国策，对明朝十分崇敬仰慕。除了礼仪制度，在学术思想、文化艺术中国华风奉为圭臬，以为正统。因此，当时的朝鲜常常会向明朝进贡珠宝、美人。永乐、宣德年间，朝鲜更是多次向明朝进贡“处女”，其中永乐年间共有8人。永乐六年入宫的权氏、任氏、李氏、吕氏、崔氏来到明宫，其中，权氏被封为贤妃，任氏被封为顺妃，李氏被封为昭仪，吕氏被封为婕妤，崔氏被封为美人。这件事除了朝鲜的《李朝实录》有所记载，也能见于《明实录》。故事就是从这五位来自朝鲜的妃子开始的。在进贡的五位佳丽中，属权氏受宠。根据史书记载，她不仅温婉体贴，善解人意，还容貌昳丽，美若天仙。很快，她就被朱棣封为了贤妃。朱棣宠爱权氏，不仅对她百般疼爱，对她的家属也是十分宽纵大方。首先是除授明朝官爵。权贤妃的兄长权永均被授为光禄寺卿，不仅官阶高，还有着许多特权。凭借这些特权，他可以在两朝捞到不少油水。其次是赏赐大量财物。1409年，这群宗亲奉命回国，临行前朱棣即对他们其大加赏赐。其中，权永均受到的赏赐是多的，共有彩缎六十匹、彩绢三百匹、锦十匹、黄金二锭、白银十锭、马五匹、鞍二面、衣二袭、钞三千张。这样的荣宠固然风光，可是老天似乎总不惜待红颜，使其薄命。1410年，朱棣北征，权贤妃以娇弱之躯“侍帝北征”，但却在归途上暴毙了。朱棣虽然也曾为此伤情，为此但帝王终究还是薄情人。在消沉了一小段时间后，朱棣就又开始宠幸另一位朝鲜美人吕氏了。然而，吕氏还未能承宠多长时间，就被人告发，说她毒害贤妃，罪不容诛。朱棣震怒，立即派人前去审讯吕婕妤。吕氏虽然抵死不从，但是她身边的一个小宫女因为受不住严刑拷打，一一招认了。可怜吕婕妤一朵娇花，如何承受天子一怒，就在被极刑折磨了将近一个月后痛苦死去了。本以为这一桩深宫恩怨、争宠求爱导致的毒杀案就此落幕了，朱棣却并不知道，这只是又一深宫冤案。一次偶然的机会，朱棣因为一个说漏嘴的小太监得知了，死去的吕婕妤实际上是被人陷害了。此时，距吕婕妤和权贤妃之死，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朱棣还是下令彻查了此事，帝王是无论如何也容忍不了自己被人欺骗、当刀子使了这么长时间的。在调查后，朱棣才知道原来害死贤妃的并非吕婕妤，而是另一位出身商贾的妃子吕氏。她觉得同是吕姓，自己却要屈居吕婕妤之下，心生怨怼。当时，她身边有个侍女与太监对食的事情又被吕婕妤知道了。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地位，在侍女的唆使下，商女吕氏使计陷害了朝鲜吕氏。至于权贤妃，的确只是因为急病暴毙了而已。朱棣听罢，一则为受蒙骗而愤怒，二则深觉宫内宫女与太监对食之事太有隐患，便下令开始清理宫闱。这次清宫闱实行连坐，受牵连之人足有三千多。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1420年，朱棣下令对3000宫女进行活剐。但是学界对此事是否存在也颇有争议，毕竟这件事只有《朝鲜王朝实录》有记载，未见于《明史》以及后来修的《清史》。历史讲究孤本不证，此事真伪还有待考证。作者：福盎方参考资料：《朝鲜王朝实录》

介于青瓷和瓷器之间的独特艺术——朝鲜文昌瓷器大胆、泥土、生动、摩登。这些是人们一提到文昌烧，便第一时间能想起的形容词。文昌烧是朝鲜王朝生产的引人注目的陶瓷类型，不过奇怪的是，这种器皿在当时并没有指定名称，至少从同时期的文献中没有来看。1.文昌瓷器是如何被命名的？文昌烧一词是由韩国第一位艺术史学家Go Yuseop在1930年代创造的，它直接翻译过来的意思是：用粉末装饰的灰绿色陶瓷。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文昌瓷器是一种松散的陶瓷，具有相对粗糙的灰色主体，以各种方式点缀着白色衬裙，并覆盖着绿色的半透明釉料。事实上，文昌瓷器的原材料和装饰词汇，都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著名的前高丽王朝的青瓷传统。2.高丽王朝对文昌瓷器的影响文昌的粘土和釉料与青瓷基本相似，但加工和精制较少。文昌的主要装饰方式“在釉下使用白色”，采用的便是高丽陶艺家抛光和推广的镶嵌技术。事实上，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由于赞助、制造模式和审美品味的变化，文昌瓷是从悠久的传统演变而来的。然而，文昌瓷器的独特风格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高丽青瓷体现了古典优雅，那么文昌瓷则代表着实验精神。3.文昌瓷器的流传和地域特色与文昌瓷器作为平民陶瓷的普遍印象相反，大量的文昌作品是为中央和省级政府制造的，特别是在十五世纪。如今流传下来的许多文昌瓷器，主要是盘子和碗，上面都盖有它们投入使用的政府部门的盖章和名称。文昌瓷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庆尚省制造的文昌瓷器的代表，是镶嵌和冲压装饰的瓷器，具有规则、明确的图案。相比之下，来自全罗道的文昌瓷器通常具有切割或五彩拉菲托设计，这些设计往往更自由地执行和创造性。忠清道庆陵山的窑址，则以其铁漆装饰的文昌瓷而闻名。大胆的铁褐色与白色滑带背景的色调对比令人惊叹。切割（全罗）或铁漆（忠清）的“图画”往往是异想天开和令人回味的；无论是具象的还是抽象的，它们总是在视觉上引人注目。4.文昌瓷器衰落与文昌不同，朝鲜王朝时期的瓷器生产是集中的。早在 1460 年代，一组被称为文原的窑炉就由皇室提供支持和管理，在离首都汉阳（今首尔）不远的地方运营。文原一直作为瓷器的制造中心，对瓷器的需求已经超出了朝鲜首都。该地区的瓷窑成倍增加，甚至文昌窑终也转向制造瓷器。典型的十六世纪文昌瓷器，例如那些刷有白色或完全浸入白色，无疑代表了白瓷的更便宜的替代品。然而，它们略微不规则的表面设计赋予了它们充满活力的美感。到1592世纪末逐渐被瓷器取代，文昌传统随着日本入侵朝鲜而结束。当朝鲜遭受重创的陶瓷工业在十七世纪重建时，只恢复了瓷器生产。由定居的韩国陶艺家的后裔和日本当地人发起，文昌瓷器的复兴在日本萌芽。今天，当代陶艺家在日本韩国也正在转向古老的文昌传统，重新发现其现代美学。总结：朝鲜文昌瓷器是朝鲜半岛瓷器的代表作之一，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历史价值。文昌瓷器注重技术细节和精湛的工艺，包括原料的选取、造型与制作、釉彩和烧制等环节。同时，文昌瓷器以简约、朴实的装饰风格而著称，充分展现了朝鲜人民的审美观念和文化氛围。参考文献：[1] 朝鲜王朝后期的白瓷青花构图论. 章婷.中国陶瓷,2021[2] 高丽青瓷及其真伪鉴定举要[J]. 戴鸿文.收藏家,1999(04)[3] 略论高丽青瓷[J]. 金立言.收藏家,1996(04)[4] 介绍几件朝鲜李朝陶瓷器[J]. 杨桁.辽海文物学刊,1995(01)

这是陈列在越南博物馆的照片，照片中的男子是一名被囚禁的越南士兵。他瘦得只剩皮包骨了，面无表情端坐在石床上，双脚还被牢牢锁住！他身后的墙上用中文工整地书写着二十个汉字：“身体在狱中，精神在狱外。欲成大事业，精神更要大。”战争啊，从来苦的都是底层的士兵与百姓，但遗憾的是，从古至今，人们似乎无法真正摆脱战争，得到永恒安宁。越南境内早发现人类活动痕迹的时间可追溯至远古，而神话里属于他们的王朝早成立者则和中国的神农有关。相传其为神农后代，封“泾阳王”，娶洞庭龙女，生育“百越之祖”貉龙君。公元前257年，中国蜀国王子率族民灭掉越南延续2000余年的文郎国，称“安阳王”，建立瓯雒国。它与前者皆乃越南历史中古代国家的雏形，无太多史料传世。公元前214年，统一六国的秦始皇派遣军队占领百越诸部族，并把如今越南南部区域划入秦朝象郡。可好景不长，仅仅十余年后，华夏大地重归战乱，一个名叫赵佗的人称“南越王”，建立南越国。此后一直到中国唐代，越南部分区域都归于中国帝王统治下。唐朝灭亡后，中国再度陷入战乱，越南就此脱离中国控制，有了属于他们的王朝和主权。但战争始终没有远离中越人民。其中，古代越南和古代中国具争议的一场战争当属发生于宋朝宁宗期间的“熙宁之战”。时间推回到公元980年，一个叫黎桓的人篡权丁朝，建立“黎朝”。北宋的君王听说后，立马派兵想要帮助丁朝君王，却不幸被黎桓打败，无奈承认黎朝正统。随后，黎朝和李朝均向宋朝纳贡，也皆与宋朝发生过小规模交火事件。宋仁宗在位时，有个叫侬智高的人发动农民起义，给赵氏江山带来麻烦。李朝的太宗派人至宋朝国都，告诉宋仁宗：“我朝愿遣2万人马助官家平乱。”宋仁宗很心动，本想答应，却被狄青阻止。狄青向宋仁宗分析：“李朝此举恐怕目的不良，他们或许是想借此机会与咱们邀利啊！恳请官家三思！”宋仁宗思考片刻，到底采纳狄青的建议，拒绝李朝。至熙宁年间，李朝年仅7岁的仁宗继位，大臣李常杰和李日成行辅佐之事。转年，宋朝一个叫沈起的官员由于一力支持宋朝出兵李朝而得到王安石的欣赏，特地派他接替萧注成为桂州长官。不料，沈起却声称自己接到帝王密旨，私自召集兵将，打算讨伐李朝。之后，刘彝继任桂州长官，同样激进强硬，不但学习沈起，谎称有征伐李朝的密旨，而且切断李朝和宋朝的贸易往来，令李朝上下惶恐不安，生怕宋朝来攻。在此情景下，李常杰咬紧牙关，索性来了个“先发制人”，先派兵将去攻打宋朝边城。熙宁7年，李常杰亲自领兵，与宗亶分两路进攻宋朝，后于邕州会合，合攻此城。当时邕州兵力不足3000人，又无援兵可等，勉强在知府的领导下守城月余，给李朝造成极大损伤。刘彝接到消息后，无比恼怒，想派张守节出兵增援，可张守节犹豫不决，惨死李常杰之手，导致邕州彻底沦作孤城。城破之后，邕州知府带全体族人以身殉城；李军则由于遍寻不到邕州知府，而把怒气尽数撒到无辜百姓身上。他们的恶行惊动宋朝帝王，宋神宗一边发布讨伐敕文，一边成立相关部门，准备讨伐李朝。同时，宋神宗治罪沈起和刘彝，前者的罪名是“妄传朝廷旨意”；后者则是“相继生事”。但无语的是，因为宋朝将领内讧，致使军事迟迟未能行动。等到第2年2月，才在王安石的干预下，正式向李朝出兵。双方你来我往，打得相当激烈。数月后，李朝率先服软，上表宋朝，请求停战讲和。宋朝欣然同意，于是撤兵与李朝恢复友好，余后200多年，两国再未出现大型争端，贸易交流日渐频繁。然而，就是这样一场看似“乌龙”的战争，却留下很多争议。其一，出自苏轼之口，他认为：“此战役之直接原因，在于沈刘二人言行不当，而根源则因王安石始求边攻。”《越史略》同样记述王安石因获得李朝战败之事而派沈刘两人到桂州当官一事，及宋神示意朝臣：“如若攻下李朝，则按照内陆的方式在其境内设州县。”和战争期间，王安石屡次建议宋神宗：“借此机会，趁虚而入，一举灭李朝”等言论。但奇怪的是，假如宋朝当真对李朝早有图谋，又怎会不在边境设严密防备，而使宋朝连续丢掉三州，给了李朝“先发制人”的机会？其二是越南对邕州屠杀一事前后不一的看法。这件事未见记载于越南现代历史书，只出现在越南古籍，且越南史官更是把李常杰同邕州知府相提并论，给予李常杰“应亦以忠勇表彰”的评价。其三乃如月江和富良江两场战役的记述。中国史书从未有过如月江的任何记载，但《越史略》等史书却说李朝终“胜利”，并把整场战役归纳为“抗宋战争”。参考资料：《越南史学界对文郎国与安阳王的认知悖论》《关于越南历史发展轨迹与特征的几点思考》《涑水记闻》

《三国遗事》与古代朝鲜半岛“檀君”是当今朝鲜半岛主要国家根据欧美系统政治学理论将本国传说与之嫁接形成的“神话历史”，其来源是一部中世纪古书《三国遗事》。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以来，为强调各自独立性，半岛上的南北国家前后将其写入自身正史。本篇即从《三国遗事》等神话书的角度，对“檀君”传说进行整理比较和分析。古代地理书《山海经》说，在东海和北海的角落里有一个叫朝鲜的国家。在大约写于汉朝时期的《尚书·大篆》中，国名被解释为“朝日鲜明”。这表明，至少在西汉时期，在东北亚大陆的半岛东北角有一个名为“朝鲜”的“政权组织”。关于“古代朝鲜”的传说有两种，即“檀君朝鲜”和“箕子朝鲜”。在《竹书纪年》中，据说国王囚禁了箕子，在《尚书》中，记录了“武王克殷，昭公释放箕子”。而在《史记》中，推断箕子行踪的太史公说，箕子不想臣服于周，带领殷商残余部族在辽东的古朝鲜地带建立了一个国家（箕子朝鲜）。然而，根据历史，当汉代燕国将军卫满在西汉取代了古朝鲜的君王，建立了古朝鲜第一个可追溯的世系卫满朝鲜时，放逐他的主君即“箕子朝鲜”的国王。虽然“檀君”系统的神话书，如《桓丸记》和《檀君记》，也说“素知敏嘉是箕王”，但可以看出。“敏嘉”的古朝鲜至少从汉代就已经存在，公元前后历史可以看出，从汉朝到中世纪，朝鲜半岛广泛承认了古代的朝鲜名字“箕子”。佛教的传入与“檀君”的传说。根据“檀君”的传说，据说“檀君”是帝释天之子与母熊所生，该故事是典型的“人-神”系传说，但是要建立在佛教传入后才可能成立。可以理解的是，《三国遗志》的作者一然作为一名佛教僧侣，为了强调朝鲜始祖血统的高贵，他采用了将佛教与本地传说来解释“檀君”的出生（但显然忽略了“天生”这一关键理论）。然而，仅就传说本身而言，我们需要找到在佛教传入前约300年在韩国社会流传的类似“天生”传说，以验证《三国遗事》的准确性。但遗憾的是，百年前的历史书，如《三国史记》也中没有“檀君”的记载，很明显，所谓的“檀君”是僧侣们根据佛教天象系统结合传说创造的人物。我们难以找到早在公元300年，佛教传入半岛之前就存在“檀君传说”的相关记录，更不用说“古代朝鲜”了。一然和尚在《三国遗事》中说，他能够根据《古志》和《魏书》记录“檀君”的轶事。我们不知道《古纪》是什么样的书，但《魏书》显然是中国的历史渊源。从公元13世纪开始，从战国到南宋。中国历史上有五个以“魏”命名的政权，即战国的魏、三国的曹魏和北朝的北魏、东魏和西魏。除了《竹书纪年》中可以看到的战国魏史，曹魏和北朝都有自己的史书，但没有一本有“檀君”的内容。可以看作作者仅仅是从当时很可能早已散佚的史作来采集资料，或者是用“再传资料”收集，其可信度大打折扣。其实早在朝鲜王国即“李朝”时代，在文人论证中也很少提及“檀君”的传说，可考的是1530年编纂完成的《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中。有记载江东县西3里处有一处大坟墓，被民间传闻是檀君陵——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朝鲜王朝曾于1697年7月14日下令修复檀君陵和东明王陵。尽管相关记录中也出现过朝鲜正祖命令平壤监使从附近百姓中选出数名作为守墓人，并命令江东县令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拜谒。但书中也直言不过该陵墓是否为檀君真的墓一直未能得到证明。其实，我们通过了解一然和尚生活的年代可知，13世纪忽必烈在征伐日本之前，为筹集对日作战的水军舰船而命令前一年对消灭的高丽筹集战舰并作为“征讨日本”的先遣军。朝鲜半岛大地哀鸿一片——此时一然和尚通过提出神话人物而凝聚人心，传承本国独立精神，他的这种对民族自信心进行呵护与传承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随着时过境迁，大陆王朝在驱逐蒙古人后，明朝与朝鲜半岛关系达到新高潮，半岛文人中“事大主义”进一步发展。在那时，多数朝鲜官僚则认为“檀君事迹荒诞无稽本不可考”就说明了这种变迁——而时至今日，传说几经辗转变成“史实”也证明了这是当然民族史学发展的某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