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中央研究院院士合影本月15日，笔者在微头条发了一张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合影。有读者关心这些院士的下落。一句话，一分为三，即留大陆、去台湾、赴海外（主要是美国）1949年12月，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数学研究所及部分院士迁至台湾。1963年，中央研究院胡适院长去世后，由王世杰接印，他来到纽约后召集旅美的院士召开了一次座谈会，照片即为座谈会前的合影。前排左起：吴大猷（物理）、蒋廷黻（历史）、吴健雄（物理）、王世杰（法学）、汪敬熙（心理）、李书华（物理）、何廉（经济）后排左起：王世濬（医学）、柏实义（物理）、朱兰成 (物理) 、程毓淮 (数学) 、杨联升（历史）、袁家骝（物理）、李景均（生物）、周炜良（数学）、顾毓琇（工程）、李政道（物理）、蒋硕杰（经济）、刘大中（经济）。从照片中可看出他们均西装革履，精神状态很好。也有个别未到场的，如陈省身、赵元任、杨振宁等。这些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家，他们几乎囊括了当时海外的知名华人学者。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历史沿革1928年，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倡导下，由心理学家唐钺负责筹备心理研究所。1929年，在北平正式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唐钺为首任所长，所址先在东城新开路35号，后迁东诚芳嘉园1号。建所初期，主要研究动物学习和神经解剖。1933年，心理研究所南迁上海，由汪敬熙生任所长。1934年，迁至南京。1935年，心理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心理系合作，增设了工业心理学研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心理研究所一直在迁徙途中，先经湖南南岳至广西阳朔、桂林，再到贵州贵阳。1940年，至桂林南雁山村才稍为安定，并恢复研究工作，主要研究胚胎行为发展问题。1944年，再迁至重庆北碚。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次年9月迁回上海（岳阳路320号）。1948年后，继续抗战期间所作的胚胎行为发展和两栖类蝌蚪脊髓机制的研究，并恢复战前所做的哺乳类动物行为与神经系统的研究。1949年，上海解放，心理所停办，研究所人员并入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岳阳路320号）。1950年，在郭沫若院长和丁瓒先生的支持下筹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成立了心理研究所筹备处。8月，成立了中国心理学会筹备委员会，挂靠在心理所筹备处。1951年3月2日，政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任命曹日昌为所长，12月7日心理研究所正式成立，所址设在北京西城东观音寺10号。建所后，开展了中小学奖励与惩罚的研究，搜集了国内儿童身心发展的常模资料，进行了托儿所调查、儿童身心发展因素的研究以及心理学名词编译工作等。1953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曹日昌为室主任、丁瓒为副主任。1955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设动物、感知、思维、个性四个研究组，进行知觉心理研究；根据巴甫洛夫学说进行动物行为（条件反射）研究，两种信号系统和神经类型研究。1956年，中科院心理研究室扩大，将南京大学心理系并入心理研究室，恢复所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潘菽任所长，曹日昌、丁瓒任副所长，同时成立了所学术委员会。所址迁至西城端王府夹道7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很多人面临命运的抉择。当时代表中国人智慧学识高峰的81位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是怎么判断的？​可以看到，有百分之七十二的院士选择留在大陆。数理组院士28人：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生物组院士25人：王家揖，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人文组院士28人：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去台湾的有李济、董作宾、袁贻瑾、王世杰、傅斯年、朱家骅、李先闻、王宠惠、凌鸿勋、吴敬恒等10人；陈省身、李书华、吴宪、林可胜、汪敬熙、陈克恢、李方桂、赵元任、吴大猷、萧公权、胡适、萨本栋等12人远走海外。

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通过层层遴选，产生了81名首届院士，这些人都是中国各界的学术奇材。国民d政府迁往台湾后，这81名院士中，有9人赴台，包括朱家骅、王宠惠、董作宾、傅斯年等。流落到海外的，有胡适、赵元任、陈省身等13人。其余大部，都留在了中国大陆。81位院士中，其中人文组28人，数理组28人，生物组院士25人。一，数理组姜立夫，数学家。许宝騄，数学家。陈省身，数学家。华罗庚，数学家。苏步青，数学家。吴大猷，物理学家。吴有训，物理学家。李书华，物理学家。叶企孙，物理学家。赵忠尧，物理学家。严济慈，物理学家。饶毓泰，物理学家。吴宪，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吴学周，物理化学家。庄长恭，有机化学家。曾昭抡，化学家。朱家骅，地质学家。李四光，地质学家。翁文灏，地质学家。黄汲清，地质学家。杨钟健，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地质学家。谢家荣，地质学家、矿床学家。竺可桢，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周仁，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侯德榜，化学家。茅以升，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凌鸿勋，土木、铁路工程专家。萨本栋，物理学家、电机工程专家。这些人的名字，哪一个不是如雷贯耳？！二，生物组王家楫，动物学家。伍献文，动物学家，鱼类学家，线虫学家。贝时璋，实验生物学家，细胞生物学家。秉志，动物学家。陈桢，动物学家，遗传学家。童第周，实验胚胎学家。胡先骕，植物学家。殷宏章，植物生理学家。张景钺，植物形态学家。钱崇澍，植物学家。戴芳澜，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罗宗洛，热带病学医学家。袁贻瑾，医学家。张孝骞，内科专家、医学家。陈克恢，药理学家。吴定良，人类学家。汪敬熙，现代生理心理学家。林可胜，人类学家。汤佩松，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冯德培，生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蔡翘，生理学家，医学教育家。李先闻，细胞遗传学家，作物育种学家。俞大绂，植物病理学家，农业微生物学家。邓叔群，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三，人文组吴敬恒，政治学家、教育家。金岳霖，哲学家，逻辑学家。汤用彤，哲学史家、佛教史家。冯友兰，哲学家。余嘉锡，语言学家，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胡适，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张元济，出版家。杨树达，历史学家。柳诒徵，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图书馆学家。陈垣，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陈寅恪，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傅斯年，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顾颉刚，历史学家，民俗学家。李方桂，语言学家。赵元任，语言学家。李济，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梁思永，考古学家。郭沫若，文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董作宾，甲骨学家、古史学家。梁思成，建筑学家。王世杰，法学家。王宠惠，政治学家，法学家。周鲠生，法学家。钱端升，政治学家，法学家。萧公权，政治学家。马寅初，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陈达，社会学家、人口学家。陶孟和，社会学家。1948年的这次评议严格，经过分组审查、一次普选，产生了67人。又经和四次补选（11+1+1+1），终确定了81名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当时，所有的候选人必须经过4/5投同意票才可当选，即25名评议员中需要得到20名评议员的票。当时还有一条规定，凡是当过汉奸的，一律不准入候选人名单。比如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萨本铁（萨本栋之弟、萨镇冰侄孙)，就因曾为日本人服务而被除名。而当时的郭沫若、马寅初等人，因政见而为国民d当局所不悦，却出现在首届院士之中，可见这次院士评选之公正、客观。国民d败退台湾之后，裹胁了一些院士去了台湾，留在大陆的第一届院士有59人。 可见，大多数院士都还是向往新中国的。比起上述所列举的八十多位院士，现在的茅台院士、黄金院士、烟草院士等，是不是应该汗颜呢？

国立中央研究院81名院士有几人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是中华民国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高学术称号；1948年3月，经过选举确定了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名单如下：数理组院士28人：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生物组院士25人：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人文组院士28人：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国民政府已经是摇摇欲坠，此刻百姓人心浮动、风声鹤唳，学校里罢课、罢教是此起彼伏。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d集团已准备退守台湾，在去台湾之前国民政府制定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人员中就包括这81名院士。为了抢救这批人才，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连夜乘飞机从南京前往北平，并召集北大、清华校长梅贻琦、胡适等一些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的具体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从南京来到了北平，等着“被抢救者”登机南飞。但令蒋介石失望了，登记人数寥寥无几，去台湾者仅有9人，去往海外者12人。其中去台湾的名单为：傅斯年、李济、董作宾、袁贻瑾、王世杰、李先闻、凌鸿勋、吴敬恒、朱家骅；后来也有海外学者返回台湾的：胡适、吴大猷；学者王宠惠是1949年先去香港，后经蒋介石多方劝导才去的台湾。

1950年4月28日，蒋介石从台北飞抵定海城郊机场，随行除了俞济时、刘牧群、曹圣芬等人外，还有美国海军将领柯克。蒋介石一行驱车察看环岛战备公路及码头。新建成的码头可供万吨级舰船使用；另有新筑登陆艇码头，可供两艘登陆艇同时抢滩。蒋脸露欢容，柯克也不住点头。舟山防卫部司令官石觉，防卫部副司令官柳际明，报告了长涂、岱山新筑码头及沈家门码头情况，还向蒋介石报告了新建成岱山机场情况。石觉夸口说，跑道长达2000米，宽40米，从这里起飞的远程轰炸机，北自平津，南迄广东及武汉、西安，均在其作战半径内。当时，踞舟山国民d军有75军、青年军87军、67军、52军、19军五个军十六个师旅，计官兵12万余万人，装甲车121辆，准备与解放军主力跨海决战。而解放军有22军、21军、23军、24军加10个独立炮兵团，共13万人集结于浙东前线。4月25日，三野在杭州召开舟山作战会议，决定再增调20军和26军于北线自淞沪方向攻打岱山，南线自宁波攻击舟山本岛。在海空军配合下于6月下旬发动总攻，全歼舟山之敌。对于舟山的国民d军将领，柯克并不陌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石觉任军长的13军是第一批更换美械装备的国民d军队。日本投降后，就是柯克的舰队运送13军自九龙起航在秦皇岛登陆赴东北接收，柯克与石觉有旧交。舟山防卫部副参谋长胡炘，毕业于美军装甲兵学校和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大学。199团团长汪敬熙曾担任过军事代表团的武官。驻舟山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黎玉玺在德国海军学校毕业后，赴美国迈阿密海校深造，又在关塔那摩研修海战战略战术。而在舟山的海空军的校、尉中，不少人曾去英、美受训接舰接机，柯克和他们情感及语言交流方便。在舟山，柯克特活跃，除随蒋参加三军会议外，不时访晤舟山将校交谈，登舰艇参观检查，深入掌握情况。1950年5月1日，在定海城南潘家花园，蒋介石召集师长以上将校座谈会餐。在舟山防卫部副司令官兼52军军长刘玉章等人发言后，蒋举白开水杯祝酒说：“你们都是我的好学生，家贫出孝子，你们我是信任的。”在掌声寂静后，蒋又一字一顿用宁波官话训示称：“你们，要加紧官兵的战术训练。演习作战要研究登陆战。要使士兵们有登陆前利用船舶的知识。我们要台湾这个基地，我要带领你们反攻，打回大陆去!”当时参加听训的将校包括石觉，都没有领会蒋训话的寓意，以为美国的将军柯克是来帮助策划登陆作战局部反攻的，而未想到是谋划舟山撤军。在训话结束的当天，蒋介石和柯克一行飞返台北，也就在这天，海南全岛解放。面临解放军即将发起三军联合两栖登陆强大攻击之际，蒋介石惊怖万状，恐怕舟山守军遭歼。1950年5月10日，蒋决定让舟山的部队撤逃台湾。石觉飞台北出席高作战会议，当夜赶回定海，迅即下达命令。5月11日，蒋派其副参谋总长郭寄峤、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海军副总司令马纪壮飞舟山协助石觉撤军。其时，解放军空军已进驻浙沪参战，舟山国民d军十分害怕。当时的国民d军已经没有多少有战斗力的部队了，在舟山的52军是少见的建制尚算完整的部队，舟山的12万部队一旦被解放军全歼，那么蒋介石用于防守台湾的部队又能有多少呢？为了保存实力，蒋介石给石觉等人发去电报，让在解放军对舟山群岛发起总攻之前，迅速组织撤退。蒋介石唯恐解放军机群飞舟山轰炸泊港舰轮，让舟山的部队难以撤逃。在当夜里9时，焦躁不安的他，再发手谕，指示去舟山的国民d海军舰船，晚上必须实行灯火管制，以避免被解放军发现，而遭到夜间轰炸袭击。5月13日，国民d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和柯克从台湾飞抵岱山机场，下机后乘上一辆吉普车赴码头登舰，驶入茫茫雾海中。桂永清和柯克先到中程号炮舰，后移驻太昭号护航驱逐舰，督导海军及运轮行动。由台湾派来舟山的船只有万国、利华、台东、其美等各类运输船只超过百艘，海军的太康，太湖、永修、嘉陵等舰艇达63艘，舰船开到后，立即开始运载兵员装备。自5月13日起到17日凌晨，舟山海上浓雾迷漫，这就给撤逃提供了有力条件，国民d官兵148000人分批登船，有人或许会问，舟山的国民d军不是只有12万人 吗？这多出来的都是被国民d军强行拉的壮丁，这些被强拉的舟山青壮年，至此与家人再难见面。5月16日晚，岱山机场只留有一架C—46运输机了，19时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到海边迎候桂永清一行。很快，郭寄峤、桂永清、柯克和舟山空军指挥官赖逊岩等人乘艇靠岸，并在国民d第十九军两个步兵团的掩护下，仓促登机。C—46机腾空，柯克和郭桂王赖自机舱俯视，只见火光闪耀，工兵正将耗银元两百万新筑的岱山机场实施大爆破。1950年5月17日，解放军胜利解放舟山。#汪敬熙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