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经主体于1850年后才编撰完成，其真正诞生之地：上海墨海书馆。1847年，墨海书馆已有小活字十万个，包含一万五千个不同的字，印书已可应付自如。1850年，靠手工操作，第一年印71万余页，第二年印222万余页，第三年增加到263万余页。书馆向伦敦会申请购买了一部新式滚筒印刷机，新机器于1847年8月到沪。滚筒印刷机在欧洲原以蒸汽或人力运转，书馆改以公牛绕圈拉动转盘，连接轴承带动印刷机。其初半年的印刷量，便达到338万余页，超过以前全年产量。为什么从1854年开始，要不分白天黑夜地拼命印刷耶经呢？因为，经过墨海书馆的编撰，耶经的主体版本终于问世啦！有人肯定会说，咦？耶经不是几千年前就有的吗？怎么会现在才问世呢？中国人不骗中国人，瞧瞧康熙朝的满文秘档，刑部审讯传教士的记录，那个时候传教士们用于传教的只有一本《天学传概》，可没有耶经呢。根据《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目录7“审理传布天主教事件”中提及刑部审讯传教士的笔录内容，如下：康熙时期，传教士传教手中仅有一本《天学传概》，并无耶经。1846年底到1848年，一批传教士前来参与墨海书馆工作，其中包括美魏茶、施敦力约翰、伟烈亚力、慕维廉、艾约瑟等。美魏茶是麦都思在南洋时的老同事米怜的儿子，来沪以后，除了撰写宗教宣传品由墨海书馆出版，主要精力用于协助麦都思翻译《耶经》。施敦力约翰在华活动地先前主要是厦门，1847年5月来沪以后，主要精力放在《耶经》翻译方面，1851年《旧约全书》翻译结束以后，他主要协助麦氏工作。1853年仍回厦门。伟烈亚力主要是来协助麦都思出版《耶经》的。那么，这个耶经版本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就是上述几个传教士一起合作，产生的结果呢？非也非也。原来，所谓的耶经是在墨海书馆编校王韬的大力协助与修饰下完成的。王韬在汉译《耶经》中大的贡献就是对“委办译本”的修饰工作，使得该译本语言流畅、文笔优美、极具可读性。由于语言通顺，该译本被英国耶经公会采纳为海外标准版本，备受好评。韩南(Patrick Hanan)的《作为中国文学之〈耶经〉：麦都思、王韬与“〈耶经〉委办本”》(《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详述了“委办本”《耶经》的译经过程、麦都思的作用、麦都思和王韬的合作关系。游斌在其《王韬、中文耶经翻译及其解释学策略》(《耶经文学研究》2007年第1辑)一文中则重点讨论了“委办译本”的中方合作译者王韬在翻译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所采用的策略。与“委办本”《耶经》相比，麦都思的早期新约译本《新遗诏书》似乎显得并不重要，一般被视为马礼逊《神天耶书》新约部分的修订本，是一种过渡性的译本。但实际上，经过仔细的版本对比，会发现这一译本截然不同于之前的《神天耶书》。《新遗诏书》1837年甫一发行，就替代了1823年出版的马礼逊《神天耶书》，并在此后的十年至十二年，成为在华及南洋的新教教会的主要耶经译本，被广泛采用。这个版本一出现，传教士马礼逊此前出版的耶经版本就作古，被扔进垃圾堆了。注意，这个版本不是对马礼逊耶经版本的改进，而是完全重译。说白了，就是另起炉灶，重新弄一本出来。王韬（1828年—1897年），原名王利宾，字兰瀛，清道光八年（1828年）生于苏州府长洲县甫里村（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后改名为王瀚，字懒今。1845年考取了秀才，次年去南京应试落第。1847年其父王昌桂前往上海，受到麦都思的接待，并参观了印刷厂房，后在墨海书馆为西方传教士讲授经文。传教士来华，为了传教，多学汉语，但急用先学，一时半会儿根本难以精通。虽然麦都思和他周围的传教士都懂一些中文，但是翻译出来的文字却不免佶屈聱牙，这样的作品很容易引起民众反感。上述中国人在洋人那里混饭吃，也学外语，尤其是英语，但同样是临时抱佛脚，难登大雅之堂。彼时的上海，满大街流行的是“洋泾浜英语”，英语加上海话，双方听懂就行；书写时，华人的英文中夹杂着中文部首，洋人的汉文里到处是ABCD，连衙门里的文书都这么写。看到这里，想想麦都思、伟烈亚力等等传教士，你们不都是语言天才吗？不是出了成百上千本文辞优美的汉语著作吗？怎么，在现实面前却搞不定汉语？鲜为人知的是，小刀会起义时，这种汉语夹杂字母的方式还成了联络密码。传教士初也想自己单干，还能省点钱，他们不是没试过，自家就有印刷机，结果呢？失败了。对此，王韬就曾表示：“那书，他读过，用来盖坛子、糊窗子还算高抬了它，就配扔到茅坑里！”看到了吗，连王韬都对传教士的书如此鄙夷，可见他们的真实水平。***关注我，关注《昆羽继圣》四部曲，关注文史科普与生活资讯，发现一个不一样而有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