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官制及属吏仕进制度研究郡县制是秦及汉帝国君主专制权力的组织和运作基础，有关郡、县官制的系统研究很早就已经进行，且研究领域已延伸到郡县属吏和少吏群体以外的乡部吏员。严耕望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是研究秦汉地方行政及官制的著作，但由于史料欠缺，对于基层官制的许多问题未能深入。卜宪群的《秦汉官僚制度》单独辟出章节讨论秦汉的“吏”，论述了吏的任用规则、行政职责等方面，对基层史职的介绍也有所涉及。安作璋、熊铁基的《秦汉官制史稿》（下册）讨论地方官制和选用、考课制度时，对郡县属吏的设置与选任也有详细记述，涉及狱史、狱掾等县廷小吏的职能分工。关于秦汉基层吏员仕进制度研究的专著，除严耕望的著作外，还有安作璋、熊铁基的《秦汉官制史稿》（下册）、黄留珠的《秦汉仕进制度》、阎步克的《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大庭脩的《秦汉法制史研究》等。关于郡县吏员的专门研究也较为丰富。黄留珠《“史子”、“学室”与“喜揄史”——读云梦秦简札记》一文中，分析阐述了“史”的培养及学室制度。张金光《论秦汉的学吏制度》一文中，提出除了“学室”学习外，还有跟随官府小吏当学徒而跻身仕途的“学吏”制度。朱腾《秦县中的史类吏员研究》一文中，指出秦县中大量存在的以“某史”为名的史类吏员，以官文书之书写、制作与保管为基本职能，并因此广泛参与县政治理。在其《简牍所见秦县少吏研究》中，则分析秦县的少吏工作繁杂却待遇低微遂凭借能力以公谋私时，亦提及狱史之例。李迎春《试论秦汉郡县长官任免升迁属吏权的变化》一文中指出，受央地关系、豪族势力的影响，郡、县长官任免属吏权的权限大小与当时的社会变迁、政治波动关系密切，亦举出东汉如狱掾等小吏终其一生也有所晋升的例子。王俊梅在《秦汉郡县属吏研究》中分析了郡县吏员的构成分类、属吏的职能及生存境遇、属吏与长官的关系，以及随着豪族势力的发展，豪族化的小吏成为国家控制基层的中介。邹水杰的《简牍所见秦汉县属吏设置及演变》中指出秦汉县属吏设置情况复杂，分为由制度辟署和县令长自行聘任——即“公私”两种属性的吏员。沈刚的《简牍所见秦代地方职官选任》在研究秦代选官制度中亦提及按功劳升迁是狱史等基层吏员的主要上升通道。秦汉基层官制的研究已然推进到县级属吏，乃至乡里不在编的小吏。但史料所及，往往是对某一阶层或秩次或部门的吏员进行综合考察，即便是对个别吏员的研究也不得不参照其他吏员的群体特征进行合理推论。关于基层属吏的设置、部门划分、职能配合、任免升迁等领域，多有涉猎，但都以“属吏”“职官”等一般的、综合性考察为主。沈家本《狱考》认为“狱”有两种含义，一是刑事案件，即《周礼·大司寇》注云：“讼谓以财货相告者，狱谓相告以罪名”；二是指监狱。而陈松长在其研究中进一步阐明，秦汉简中多有“狱讼”连用的现象，至迟在战国时代，“狱”就有了狱讼、狱案的本义；而狱所作为“狱”的引申含义，在秦汉简牍中也数见不鲜。由于狱史在县级司法实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逐渐受到县属吏职能研究与基层司法程序研究的重点关注。前述的职官制度研究中也涉及基层司法吏员的职能，而在司法制度研究中对狱史等的职能聚焦则更为详尽。如水间大辅的《秦汉时期县狱史的职责》对狱史在缉捕、侦查、审讯、论断各过程中的职能及作用做了详细梳理。栗劲的《秦律通论》第六章《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对刑事诉讼基本原则、诉讼权利、官吏追捕、侦查过程及断狱、乞鞫的程序做了详细介绍；第七章述及官吏的责任与义务，也包含狱史的司法犯罪及责任形式。刘海年的《战国秦代法制管窥》中《秦的诉讼制度》一文从睡虎地秦简的史料出发，对诉讼的提出、判决、上诉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和考证。籾山明的《中国古代诉讼制度研究》也专辟一章从还原程序、讯问原理和乞鞫程序等方面进行挖掘与论证。高恒的《秦汉简牍中法制文书辑考》主要从各类法制文书的内容、形式、意义等方面进行考证。朱红林《史与秦汉时期的决狱制度》一文特别分析了“史”（以狱史为主）在判决中实际作用于地位，总结出了县长吏与史共同判决的集体审判模式。杨振宁、王安红的《秦汉诉讼制度中的“覆”及相关问题》一文则考证了“覆”的不同含义及适用，并指出其适用于上级机构指示的一审、重审、再审各级审理程序。

王国丞相在西汉诸侯国官吏群体中占有重要地位，《汉书，百官公卿表》列举王国官吏云：“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汉书何武传》则说：“相总纲纪辅王。”王国丞相类似汉朝中央之丞相，总领纲纪，位高权重。王国丞相的设立西汉前期王国丞相任免的变化都官如汉朝”，故王国丞相等王国官吏的任免似可以推测为：汉朝中央仅为王国设置丞相，而御史大夫和位在御史大夫之下的所有王国官吏，无论大小均由诸侯王自行设置。然而，其他相关史料的记载却不能完全证实这一看法。从汉文帝时贾谊的上书可知，汉朝中央不仅为诸侯国设置丞相，还设置有太傅，这在官制史研究中已得以厘清。汉文帝初，薄昭责备淮南王刘长说“汉法，二千石缺，辄言汉补”。关于“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清朝学者赵翼据《汉书淮南王传》中“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为军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门者，卫尉大行主；诸从蛮夷来归谊及以亡名数自占者，内史县令主”的记载，认为“诸侯王有此等官以主诸事矣”。赵翼认为自御史以下的王国官吏都由诸侯王自行任免，“诸侯王有此等官以主诸事”。据安作璋、熊铁基先生的研究，“太傅之设，多由于王年纪幼小，故天子代为置师傅，以匡辅之。”依此推测，在刘邦大封同姓时期，王国太傅的设置就已经相当普遍。关于王国官吏任免，《汉书高五王传》的叙述过于简练，不甚准确，故有必要依据其他史料记载来探讨“汉独为置丞相”问题。汉文帝时，贾谊上言：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国之王幼在怀袵，汉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所置傅归休而不肯往，汉所置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其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耶？贾谊告诫汉文帝，当时天下稍稍安定是因为诸侯王“幼在怀袵”和王国丞相、太傅“方握其事”。所谓“握其事”，是说以王国丞相、太傅为代表的诸侯国高官控制了王国的政局，是汉朝中央控制王国政局、防止诸侯王叛乱的一个手段。贾谊所说，特别是“汉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是否反映当时的情况？笔者梳理西汉前期的王国丞相事迹，发现当诸侯国政局发生动荡，或与汉朝中央关系紧张时，由汉朝中央设置的王国丞相大多站在中央一边，维护汉朝中央的利益。沈刚先生认为，利用王国中的高级官吏制衡诸侯王的权力，是中央政府加强对宗室诸王的控制比较重要的方法。当诸侯国政局发生动荡，或与汉朝中央关系紧张时，由中央政府任命的齐相召平、赵相建德、楚相张尚和淮南相张释之都站在中央的一边，维护汉朝中央的利益。陈苏镇先生认为，“王国相由中央任免，自然不会再听诸侯王的摆布”。西汉前期王国丞相任免的变化。汉六年，刘邦将有谋反嫌疑的楚王韩信废为淮阴侯，并“以长子肥为齐王，而以（曹）参为相国”。综合《汉书》各处的记载来看，刘邦任命曹参为齐国丞相，主要考虑了这两个因素。其一，刘肥封王时虽已成年，但是没有可以依靠的亲信力量，且他和吕后、吕氏外戚关系较为紧张。其二，刘邦立刘肥为齐王时，齐地虽已平定，但是长期盘根于此的齐国田氏贵族的力量依然强大。在天下未定的情况下，刘邦任用军旅出身，能征善战的曹参担任齐国丞相，显然是为齐王刘肥保驾护航，并进而稳定齐地。刘邦任命周昌为赵国丞相大概也出于同样的考虑，《周昌传》记载：是岁，戚姬子如意为赵王，年十岁，高祖忧万岁之后不全也。尧进请问曰：“陛下所为不乐，非以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隙，备万岁之后而赵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忧之，不知所出。”免曰：“陛下独为赵王置贵强相，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谁可者？”尧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坚忍伉直，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严惮之。独昌可高祖曰：“善。”于是刘邦便想出一个法子，让他担任赵国的丞相。“汉独为置丞相”作为防止诸侯王叛乱的一种措施是从惠帝、吕后时期开始的。《汉书高五王传》记载，汉惠帝二年，齐王刘肥入朝，与惠帝燕饮于吕后前，惠帝待刘肥如家人礼，置之上座。吕后极为愤怒，私下令人上毒酒欲害刘肥。此外，更重要的是吕后杀三赵王和封王吕氏，造成吕氏与刘氏之间关系的紧张。汉朝建立后，统治者继承秦朝的政策，迁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到关中居住，以加强控制。刘肥立为齐王时，旧齐国田氏贵族及其宾客仍然很有势力。《汉书田儋传》记载：故齐王田横率领其宗族、宾客五百余人逃亡海中。刘邦认为“齐人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后恐有乱”，于是派使者到海中招降田横。旧贵族势力严重影响汉初社会的安定，这应当也是曹参被任命为齐国丞相的一个重要原因。参考资料：《高帝纪》《田儋传》《外戚传》

没本事的人才会“端着”。[书名]我的个天[摘抄]和乐的人不会“端着”，有底气的人不用“端着”。[感悟]许多年前，我还在邮电局上班。某单位的一个收发员来拿邮件，他那个单位比较大，他服务的又大多是大领导，我们很好奇地问:领导对你们咋样。他的回答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领导好伺候，就是他手下的狗不好打发。”他说的那个“狗”，就是领导手下的秘书、司机之类的人。细想，这种事无论是现实还是在电影电视剧里，还真不少。这让我想起春秋战国时期晏子与车夫的故事。晏子乘车外出，马车正好从车夫的家门前经过，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偷地往外看，只见自己的丈夫替相国驾车，坐在车上的大伞盖下，挥鞭赶着高头大马，神气活现，十分得意。车夫回到家里，妻子就要跟他离婚。车夫大吃一惊，忙问什么原因。他妻子说："晏子身为齐国宰相，在诸侯各国中很有名望。可我看他坐在车上，思想是那样深沉。态度是那样谦逊。而你呢，只不过是给相国赶赶车罢了，却趾高气扬，表现出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像你这样的人还会有什么出息呢?这就是我要跟你离婚的原因。" 车夫仔细捉摸妻子这番话，既受教育又感惭愧，便向妻子认错。自此以后，车夫变得谦逊谨慎起来。车夫的这一变化，使晏子感到奇怪，就问车夫原因，车夫把妻子的话如实地告诉了晏子。晏子认为车夫的妻子很有见解，也对车夫勇于改过的态度感到满意，便推荐车夫做了大夫。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本事、有志向的人，大都谦虚谨慎；而那些骄傲自满、气高趾高气扬的人，大都眼光短浅。戴建业老师在祝贺熊铁基先生米寿时，对先生的为人赞赏有加，讲了许多有趣的事。比如查岗，不是查学生的岗，而是查领导的岗；比如球艺，打的好不好另说，反正他打的不亦乐乎，跟谁打都是“亚军”；比如讲习，他将自己写的论文交给弟子们讨论，结果被批得“体无完肤”。他富有浓烈的喜感，从不端着学者的架子。他敢于自嘲，也善于自嘲，自嘲来源于他的自信，也是他幽默的源泉。越是不自信的人越会“端着”，唯恐别人看不起他，其实，越是“端着”的人，越令人生厌，因为没有愿意和一个装腔作势的人相处。

《言甚易知》篇说：“夫无形无 声而使物自然者，道与神也；有形有声而使物自然者，地与天也。”《生也柔》篇讲什么是 神明：“有物俱生，无有形声，既无色味，又不臭香。出入无户，往来无门，上无所蒂，下 无所根。清静不改，以存其常，和淖纤微，变化无方。与物揉和，而生乎三，为天地始，阴 阳祖宗。在物物存，去物物亡，无以名之，号曰神明。”这个“在物物存，去物物亡”的神 明，虽然看不到、听不见、闻不出、摸不着，微妙莫测，实际又如韩非所说，是“不离其实 ”的。有时候“道德神明”是二而一的，道德即神明，或者说神明是道的性质和作用。在《 道生》篇中又说：“或曰：道德，天地之神明也；天地，道德之形容也。”《熊铁基：对《太一生水》“神明”的历史考察》#熊铁基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