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日本兵，冲进了天津盐业银行高管陈亦候的家中。他们凶神恶煞地拔出刀，架在他的脖子上，逼问国宝下落。可陈亦候却从容淡定地说:“想要我的命，拿走，要我们的国宝，没门。”公元1790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寿。全国上下的大小官员们，削尖了脑袋，挖空了心思为乾隆爷准备寿礼。其中，十几位王公贵族凑在一起，想合力送一份厚礼，讨皇帝欢心。可送什么呢？其中一位大臣，看着皇宫金碧辉煌的琉璃顶，突然灵光一闪，说道:“诸位，我们一起打造一套黄金编钟如何？在寿诞那日奏响，一定会博得满堂喝彩的。”“好主意”，王公们纷纷点头赞同。大家就开始发动各省总督，以为乾隆祝寿的名义，让他们捐献黄金。没多久，就凑齐了铸造黄金编钟所需的一万多两金子。一月以后，金编钟制作完成。这套编钟共16枚，正面刻着标明音高的名字，如“黄钟，姑洗”等。钟纽为瑞兽，钟体上雕刻着盘龙和祥云，形制小巧，纹样精美，共花费了黄金11439两。寿辰当日，金编钟奏响，声音清扬悦耳，绕梁不绝。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从此，这套金编钟就成了他的至爱，被收藏在太庙中。直至宣统皇帝溥仪大婚，金编钟就开始了它颠沛流离的命运。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溥仪退位，大清灭亡。民国临时政府，每年拨给清朝皇室400万两银子，供他们日常开销。可400万两白银，哪里够溥仪奢华靡费的生活？尤其是他满十六岁时的大婚，还要求自己的婚礼场面盛大，不输给大清历任皇帝。这帮手无缚鸡之力的遗老遗少，开始打清宫收藏品的注意。金编钟首当其冲，就成为了众多抵押物的一员。溥仪的岳父荣源出面，将皇帝皇后金印金宝，还有后宫妃嫔金册，连同这套黄金编钟，通通抵押给了天津盐业银行北京分行，换来了白银八十万两。双方约定，抵押期一年，月息一分，若不能按时赎回，这些抵押物就归盐业银行所有。1924年6月的某个夜晚，一辆伪装的大卡车，将这些国宝，悄悄地运出了紫禁城的神武门。原本，这些遗老遗少坚信，不出一年，大清定然能复国。可仅仅四个月，冯玉祥就进了北京，将所有清朝皇室，赶出了紫禁城。从此，这些国宝就彻底成了天津盐业银行的私产。没过多久，除了金编钟以外的这些国宝，就被北京分行经理岳乾斋和总经理吴鼎昌，瓜分殆尽。岳乾斋怕走漏了风声，还把那些皇帝皇后的金印金册，全部融成了金条。大清的这些重宝，就此消失。可是消息还是被一个小报记者知道了，他把清宫抵押事件刊登在报纸上，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各大资金雄厚的银行和民国政府，开始垂涎这些抵押物，尤其是十六枚的黄金编钟。眼看着金编钟就要不保，北京分行的陈亦候，借职务之便，将金编钟带到了天津分行，将它藏进了银行库房的夹壁墙里。可不知道哪里走漏了风声，金编钟的去向，竟然被日本人知道了。他们先派出了一个小姑娘，带着礼物采访陈亦候，坚持要认其为干爹，结果让他给轰了出去。日本人不甘心，又让小姑娘的爹，也就是日本驻天津副领事，来威胁陈亦候。可无奈陈亦候是个油盐不进的人，只要你提金编钟，我就一问摇头三不知。后来，日本人实在忍不下去了，带着大批日本兵，闯入陈亦候家，将枪顶在他的脑袋上，逼问金编钟的下落。可他仍旧视死如归，要我命可以，要金编钟，门都没有。日本人无奈，只能撤回。陈先生自知，单凭一己之力，很难保金编钟的周全。他求到了同为爱国人士的好友，天津四行储蓄会经理，胡仲文的头上。他们合力将金编钟，运到四行储蓄会的小仓库里。胡仲文还买了八吨煤炭，堆在了仓库门前，几乎把藏有金编钟的小仓库埋了起来。果然，国宝运出还没到三天，日本人带着大批军警，闯入了天津盐业银行，将所有能藏东西的地方都砸开，也找到了夹壁墙。万幸的是，金编钟已经被运走了。否则，真落入日本人手里，陈亦候不会原谅自己。可从此以后，他的家门口和整个盐业银行，都被日本人严密监控起来。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8日，胡仲文就给天津军官委员会写信，以盐业银行董事的身份，将自己保护多年的金编钟，交给了军管会。1953年，离开故宫29年的国之重宝金编钟，终于又回到了北京。虽然金编钟已经制造了一百多年了，可它依旧金光闪烁，音色悠扬。1970年，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上播放的《东方红》，就是这组金编钟奏响的。从此，金编钟演奏的乐章，响彻寰宇，令所有国人，为之骄傲、自豪。

1924年的一天深夜里，北京紫禁城里，有几个人偷偷地把几箱东西搬到卡车上，装好货后，车就马上开走了。原来，当天是有人在那里偷运国宝出去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1932年，清末代皇帝溥仪要举行婚礼，宴请宾客，然而当时的清室根本没什么钱，没办法操办这婚礼，这该怎么办呢？于是，溥仪就向当时的北洋政府索取历年积欠的“清室优待费”。但此时的北洋政府也因国库空虚，无法拨付。为了还款，北洋政府搜集了一部分金银财宝和值钱文物，装成了40个大木箱，以此作为抵押，向北京盐业银行借款40万元。在这些财宝中，珍贵的就是那组由16个钟组成的金编钟。编钟是我国古老的一种乐器，有名的就是战国曾侯乙青铜编钟。但是，这套金编钟不一样，它是用13674.2两黄金铸造的，一共16枚，而且外形大小一致，只用钟壁的厚薄来表现音的高低。编钟高16.2cm，纽高6cm，重的用黄金924两，轻的用黄金536两，钟面刻有两条弓着身体的龙。钟上还雕刻着乾隆55年铸造的字样，难道这金编钟是在乾隆皇帝铸造的？没错，在乾隆皇帝过80大寿那年，由各省督抚特意用黄金铸造了这件稀世珍宝，作为庆贺乾隆皇帝万寿节的贡品。金编钟在庆典上，乐师敲响了祝寿的曲子，乐声优美动听，所有人都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之中，乾隆皇帝也不例外，从此，金编钟就成了乾隆皇帝心爱之物。平时将这一组金编钟至于太庙中，遇有朝会宴飨、祭祀大典，才拿出来配合玉罄来演奏。可惜的是，被抵押的财宝到期时，北洋ZF还是没能赎回，而金编钟不得不归属于北京盐业银行。可是，金编钟的下落很快传了出去。各方军阀还有外国领事都蠢蠢欲动，然后想把金编钟据为己有。抗ri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多次到盐业银行来搜索金编钟，他们将盐业银行前后里外查了好几遍，都没有找到金编钟的下落。盐业银行怕这编钟会落入敌人之手，就偷偷地多次转移金编钟，终到了盐业银行的天津分行，由天津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保管。天津沦陷后，形势紧张。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担心国宝的安危，悄悄和几个朋友，把金编钟装进木箱，埋在了好几吨煤的底下，这才躲过了日军的搜查。1949年1月18日，也就是天津解放后的第三天，胡仲文和陈亦侯决定挖出金编钟，上交给文物局。1953年，漂泊了29年后的金编钟，终于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我们在欣赏国宝金编钟的同时，也不能忘记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国宝的英雄们。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末代皇帝溥仪被废，但民国政府没将溥仪等皇室成员立即驱逐出宫，仍每年由民国政府拨款400万元，作为生活费居住在紫禁城，但平时享受和挥霍无度的皇室们根本不够维持他们奢靡已惯的生活。第二年已是废帝的溥仪仍准备按清朝礼制旧例，操办一场“大婚典礼”，预算耗资40万元，但已“穷困潦倒”的废帝哪来如此巨款呢？经密谋在溥仪指使下，溥仪的岳父荣源和几个大臣捜集了故宫中的部分金银珠宝和文物古玩，欲偷运出宫作抵押借钱操办“大婚典礼”。荣源等与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等秘密签订了借款合同，以珍贵的16只金编钟和数千件精美文物作抵押借款80万元，期限为1年。1924年溥仪便用这笔以国宝作抵押的钱操办了一场极为奢华的婚礼。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特色乐器，起源于商周时期，材质一般为青铜铸造。但被溥仪抵押借款的16只编钟，却是清乾隆五十五年时为庆贺乾隆帝80大寿以纯金11439两打造，是这位传奇人物对自己所建功业的自负，以炫耀自己的豪富也为显示自己的无上威严。16只金编钟外形、大小均相近、钟体大致呈椭圆形、中间部位略外鼓，整体器型浑厚典雅，顶端铸有双头交龙纽，龙身连为一体、两端为龙头，从而形成穿系绳索的孔洞，这一设计显得十分新颖别致。钟体图案花饰分三部分由两条带形纹饰隔开，上部是重叠的云纹；中部为云龙海水、游龙戏珠等浮雕，正中铸有“黄鐘”“大吕”等16个音阶名称，背面刻“乾隆五十五年造”款识；下部则是8个供演奏打击所用的圆形音乳，两音乳间也有上下对称的云纹饰。由于这套16只编钟是用纯黄金铸造，再以华丽的表面精致纹饰，显得整套编钟极其雍容华贵更是突显了奢华威严的皇家气派。16只金编钟分两层悬挂于钟架上，钟体高约21.2厘米、大直径为20.6厘米。这套编钟巧就巧在改变了以往编钟是以体积不同来调节音高，而是依钟壁的厚薄不同来调节音高的。所以这套编钟大小基本一致，但壁厚却在1.2厘米至2.2厘米之间变化，薄则音调越低反之则高。这套编钟自乾隆五十五年一直到清王朝灭亡，在100多年里见证了清王朝的以往的繁荣和后来的衰落，是作为封建王朝礼乐制度的一套金编钟。书接前表。转眼溥仪的抵押期巳到，但巳成丧家之犬的他们哪来能力偿还这80万元巨款？于是又秘密和北京盐业银行商定，把当时的抵押品作价，除去本息外又另补给清王室一笔款项。就是这样，这16只纯金编钟及大批文物珍宝变成了盐业银行的资产，他们将金编钟秘密藏在北京东交民巷的一个银行仓库中。不知乾隆皇帝得知自己铸造的金编钟被后世不肖子孙已作抵押借款，应该定会捶胸顿足痛心不已吧！事隔不久金编钟流出故宫之事就被民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察觉，许许多多的人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来搜寻它们的下落。为保住金编钟盐业银行坚决否认抵押借款一事，又秘密将金编钟转运到天津盐业银行并委托经理陈亦侯监管。以后的10多年里陈也一直守口如瓶，也曾面临军阀要员和黑社会他均毫不畏惧，始终不泄露金编钟的藏身之所。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了华北，日本驻天津副领事多次找到陈亦侯，要他交出金编钟，陈以种种理由搪塞推说完全不知，可日本人哪会善罢甘休？遂步步进逼以死相威胁。陈此时推测日本人可能巳发现藏金编钟的库房，将很快会以武力夺取。情况危急派专人赴香港请示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令人意外的是一个字“毁”，即将金编钟回炉溶成金条。陈深知这些珍贵国宝的意义，与挚友胡仲文商议再三，决心以生命来护宝！在1940年4月的一个深夜，陈、胡二人带着两位可靠工友悄悄的来到编钟藏身之地，将装有编钟的木箱装上汽车，转移到四行储蓄会大楼地下室的小仓库中，并运来几吨煤严实的堵住了库门。果然没两天日寇闯入盐业银行仓库，四处搜查一无所获，金编钟总算逃过一劫。然而日寇投降以后，国民d的孔祥熙、戴笠等人多次向陈、胡二人询问编钟下落，他们均巧妙周旋、不为威逼利诱，始终不吐口风，于是人们都相信了金编钟巳化成了金条。1949年天津解放，胡仲文代表盐业银行向天津军管会，捐献出他和陈亦侯密藏多年的珍贵国宝金编钟，并向人们详细讲述了为护国宝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在当时国家局势混乱的20多年里，陈亦候、胡仲文两位先生冒着生命危险、顶着巨大压力，终于完整的护住了国宝金编钟，对他们的拳拳爱国心实实令人感叹不已，他们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也将让世人永远铭记。

“把它们统统化成金水，亲妈来了也认不出！嘿嘿。”随着嘟嘟的断线声传来，陈亦侯举着听筒，牙咬得咯咯作响，传世百年16枚黄金编钟，就被这么轻描淡写地处理掉？那可就成了不孝子孙！他立马找到挚友胡仲文，想要连夜商议出保护编钟的对策。1940年，时逢抗日时期，各行各业犹如惊弓之鸟，穷尽办法保护自己的财产，盐业银行资产庞大，自然也不例外，陈亦侯是银行经理，专门负责管理天津金库，就在前段日子，北平分行运来一批神秘物件，可是给他惹出了不小的麻烦。直到进入库房，陈亦侯才看清物件的真身，他是16枚黄金编钟，是乾隆皇帝下令铸造的礼器，每个高约21厘米，直径20厘米，整套总重约11439两。送货的经理不断嘱咐，无论谁问起编钟，都要三缄其口，千万不能露出任何消息，否则会引来杀身之祸，说罢便扬长而去，步履间充满着释怀与轻快。陈亦侯明白，自己摊上大事了，早就听闻编钟被晚清皇室抵押给盐业银行，换取80万大洋的现金，本以为是谣言，现在看来，这是银行怕走漏风声，被割据势力或者日本人抢走编造的谎话。可如今天津也是朝不保夕，怎么才能保护好它们呢？此时，陈亦侯拨通了香港总部的电话，想请总经理吴鼎昌做个定夺。可没想到，对方似乎根本没把编钟当做传世珍宝，只是轻描淡写地回了句：“既然是金子，那就融成金条。” 陈亦侯刚想辩驳，对方便挂断电话，似乎生怕多说一句，问题就会粘在自己身上。陈亦侯也没了办法，于是只得找来好友胡仲文，商议处理的方案。胡仲文是天津四行储蓄会的经理，看到编钟后他临时起意，想让陈亦侯将它们挪到四行仓库，这样万一日本人扫荡，也有机会躲过一劫。当下的时局，陈亦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趁着夜色，二人喊来两名可靠的工友，将编钟分装进大木箱里，开着小卡车拉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仓库中。紧接着，胡仲文又购买了一车煤，全部卸在仓库里，将编钟堵了个严严实实。三天后的清晨，日军接到命令，出动了大批士兵将盐业银行围得水泄不通，领头地掏出手枪，凶神恶煞地要见陈亦侯。陈亦侯明白，他们来者不善，于是伪装成唯唯诺诺的样子，客气地前去周旋，日军见他没打算交代编钟的下落，于是干脆耍起流氓，他们全员出动，将盐业银行的每个角落都翻了个底朝天。可毕竟陈亦侯早有准备，日军只得悻悻而归，但即便这样，他悬着的心也没完全放下，既然风声能够走漏，在盐业银行的内部，必然就有敌人的奸细，恐怕现在正虎视眈眈的盯着他，所以自己必须要继续“装孙子”，才能让对方放松警惕。由于二人足智多谋，直到日军投降，编钟都被完好地存在小仓库中。随着日军投降，国内的权贵们终于腾出了手，他们开始盯上了编钟这块肥肉，孔祥熙、戴笠等人多次刺探，想得知编钟的下落，还重金贿赂运送编钟的工友，用他们的家人作威胁，可都只得到了异口同声的回答：“按照上级的要求化成金水，铸成金条。”直到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在锣鼓喧天的庆祝声中，胡仲文开着小卡车，来到了军官会的门口，他掀开车后的帆布罩，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16枚完好无损的金编钟，再现在世人的眼前。金编钟会被当做传国之宝，不止在于它是黄金铸成，更重要的，是它有着中国人的深厚文化内涵。“礼”和“乐”是中国古代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礼是社会中形成的风俗习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而乐则是它相关的艺术表现形式。都说，礼修内，乐修外，礼使人恭顺，乐使人平和，这就是自古礼乐不分家的原因。在《清史稿》中记载：凡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编钟之制， 以十六钟为一架，阳律八为一悬，在上； 阴律八为一悬，在下。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为，编钟分为阴阳两类，一组共16枚，依律名分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倍夷则、倍南吕、倍无射、倍应钟。金编钟通过内壁薄厚不同，而发出不同的声音，厚则音高，薄则音低，乾隆皇帝为了庆祝80大寿，设计了这款金编钟，用来赞美自己的文治武功，可他定然想不到，正是他的直系子孙，将其抵押给了银行，而那些华夏的普通百姓，却宁愿豁出性命，也要避免国宝流失，这可能也是封建王朝必将覆灭的一个充分理由吧。#胡仲文简介#

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两位先生以及另外两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工友，因为卢沟桥事变后正是他们四个冒着被日本人严刑拷打、蹲监狱甚至杀头的风险，保住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套黄金编钟，并在天津解放三天后就将它们完好无损的交给了军管会。完全可以说他们四个真的是让岳彬、卢芹斋这样倒卖祖国文物的民族败类汗颜、羞愧。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即将大婚，手头拮据的他居然将乾隆皇帝80大寿时铸造的一套16件黄金编钟偷出宫外，以40万元的价格抵押给了天津盐业银行，后来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之后无力赎回，因此黄金编钟便一直留在了盐业银行的地下室里，反正成为了一笔暂时不能解决的呆账。卢沟桥事变后战事越发吃紧，黄金编钟存放在天津盐业银行已经越来越不保险，特别是到了1940年的时候租界也不再是安全区，日本特务已经盯上了这套国宝。留守天津的银行经理陈亦侯心急如焚，拍电报给上司：黄金编钟怎么办？很快上司回电答复：毁掉！也就是说国民d高官要求将编钟镕化后铸成金条，毕竟花费一万多两黄金铸就的编钟镕化后铸成金条的话，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想想就让人口水飞流直下三千尺。而且上司还挺有理：编钟变成金条，日本人就不会追索下去了。[黑线][黑线][黑线][黑线][黑线][黑线][黑线][黑线]然而陈亦侯却并没有按命令行事，他也知道日本人已经从小道消息得知编钟下落，黄金编钟是万万不能再放在盐业银行了，因此乘日本人一时还无法控制租界的机会。他与好友（四行储蓄会董事）胡仲文商议，由两个人再加上两个靠得住的工友，一起将编钟连夜转移到了四行储蓄会的地下库，在将大门关闭好之后，又在门口堆放几吨煤炭作为掩护。果然不出陈亦侯所料，日本人控制租界之后立即对盐业银行进行了严密搜查，并且多次对陈亦侯“约谈”，甚至还请他去宪兵队“喝茶”，软硬兼施地向其施压，逼迫他交出国宝。然而陈亦侯抗住压力，始力否认自己知道黄金编钟一事，再加上日军在盐业银行内并没有发现黄金编钟，而胡仲文与那两个工友始终没有做出昧良心的事。没有了当事人的“检举与揭发”，日本人只能是悻悻然的罢手，而“康德皇帝”溥仪也没有等到祖宗宝贝的“重见天日”。好不容易挨到了抗战胜利，然而还没有等爱国人士取出黄金编钟，下令毁钟变金条的官员便找到了陈亦侯，向他打听编钟的下落。而这个时候预感不妙的陈亦侯，再次拿出了对付日本鬼子的老办法，反正他重复来重复去就是一句话：黄金编钟早就不在盐业银行了，至于它去了哪里，有没有根据上峰指示变成金条，我一概不知道！同样由于胡仲文与那两个工友始终闭口不谈，一无所获的国民d官员只好罢手。当时国民d在光复区正掀起一股“五子登科”、“接收变劫收”的阴风邪气，到处都是“接收大员”大发横财、穷奢极侈，一旦这些黄金编钟落到了他们手里，被运到台北故宫博物院都算好的了，弄不好就直接变“大黄鱼”了。一直到1949年1月15日，陈亦侯与胡仲文两位先生一致决定：“将黄金编钟献给人民政府，让这一套16件编钟回到故宫，回到它生活了二百多年的家！”[赞][赞][赞][赞][赞][赞][赞][赞][玫瑰][玫瑰][玫瑰][玫瑰][鼓掌][鼓掌][鼓掌][鼓掌]当黄金编钟回到故宫博物院的消息传开后，估计当年一直对它念念不忘、垂涎三尺的日本人、国民d高官要吐血不止[呲牙][呲牙][呲牙][呲牙][笑哭][笑哭][笑哭]

1790年，官员们聚集在礼部，讨论重要事务，突然有人提议用黄金打造一套编钟，没想到展开了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十几个官员你一言我一语发表着自己的意见，有的还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神情焦灼，坐在椅子上的也是冥思苦想，看样子是朝廷发生了大事。那正是乾隆年间，大清朝在乾隆皇帝的统治下，国运昌隆，可以说是清王朝鼎盛的时期，而乾隆在皇帝宝座上安安稳稳地坐了整整60年，声名显赫。再过几天就是乾隆的生日了，主子过生日，臣子们自然要挖空心思来讨其欢心，所以，众大臣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为皇帝献上贺礼。大臣们为此愁了很多天，乾隆一辈子什么奇珍异宝都见过，古玩字画之类的也太平常了，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其中有一个官员在抬头时看到了琉璃瓦，于是突然说了一句：“不如用黄金打造一组编钟如何？”这个提议一出，迎得了众人的掌声，以往的编钟都铜制的，如果用黄金打造，一定新颖，别出心裁。说干就干，大臣们把任务吩咐下去，后用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九两黄金铸造出了不同音色的十六件编钟，并给每一件编钟取了特别的名称，和“乾陵五十五年造”的字样，一起刻在了编钟上，成为史上精美珍贵的打击乐器。在乾隆生日那天，乐师在庆典开始的时间敲响了黄金编钟，乾隆龙颜大悦，十分欣喜，这套黄金编钟不仅是乾隆皇帝的寿礼，还代表了康乾盛世的繁华鼎盛，深得乾隆喜爱。乾隆去世后，这套编钟就一直被珍藏在清宫，经过了百年的岁月，突然有一天竟不翼而飞了！1924年6月的一天晚上，有几个黑影将黄金编钟装进了箱子，又偷偷抬上了一辆大卡车，然后从神武门开出了紫禁城。万两黄金打造的编钟就这样消失在了皇宫，可是，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堂而皇之地把卡车开到皇宫里偷运东西呢？1922年，已经退位的宣统皇帝溥仪年满16岁，按照大清祖制，到了该娶妻的年纪，虽然那时大清已经灭亡，但宫中还是风风光光地给溥仪办了大婚典礼。整个婚庆办了足足40天，花费数十万两白银，其排场一点不比先祖差，溥仪虽然逊位，但花销一点没减，没几年，日子就过不下去了，这怎么办呢？于是，溥仪的老丈人就盯上了宫中的宝贝，民国十三年，溥仪的岳父把金编钟以四十万元的价格抵押给了京城盐业银行，期限为一年，所得的钱财用于皇宫的日常开销。但是盐业银行并没有把这套金编钟入帐，而是销了这份账目，把金编钟变成了银行的帐外资产，为什么这么做？当时，盐业银行所在的那一整条街上都是外国银行，而且很多都配有武装力量，为了防止外国列强惦记金编钟，出于保护国宝的目的，把国宝暗中藏进了北京东郊的一个仓库中，尽管做得很隐秘，金编钟出宫的消息还是被各路军阀知道了。眼看抵押时间快到了，但溥仪已经被迫前往东北，是不可能将其赎回的，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盐业银行的经理人陈亦侯秘密把编钟送到了盐业银行天津分行，藏在了一个有夹层的地下室中，可是，国宝金编钟并没有因此而平静。随着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队在占领天津之后，找到了陈亦侯，还用美人计引诱他说出金编钟的下落，可是陈亦侯并没有上当，有一天，日本领事把他押去喝茶，随即派兵搜索到了藏金编钟的地下室，结果却大失所望。在战争之中的国宝很容易被掠夺，情急之下，陈亦侯打电报向上级请示，但上级就给出了一个字：毁！这可把陈亦侯气坏了，金编钟化成金条容易，但再也不可能制成如此精美的乐器了，况且，编钟的历史价值要比黄金贵重多了！面对这样的答案，如何是好呢？生气归生气，陈亦侯赶快把金编钟运送到了好友胡仲文那里，胡仲文是个十分诚实可靠的人，他带着两个亲信把金编钟藏在了储蓄会的小库房里。因为时局不好，他找了个需要储藏煤炭的借口，把小库房里塞满了煤炭，对金编钟垂涎三尺的日本人，怎么找都没找到，于是就悬赏1000块大洋寻找金编钟。1000块大洋对于普通人来讲可以算得上是发家致富了，但是所有知道金编钟下落的人，没有一个被金钱所诱惑，所以，举世珍宝金编钟一直藏在满是煤炭的小库房里，直到天津解放，大家才松了一口气。1954年，在外流浪25年之久的金编钟终于又回到了它熟悉的故宫，多亏了当时在战乱中保护它的那些人，使它仍然能在故宫博物院里散发着历史的亮光，如果真的被融化成金条，就损失了见证民族发展的文物气息了，你觉得呢？

近代中国看天津—小洋楼孙冰如旧居：坐落于和平区成都道94号，联排别墅中的一幢，砖木结构二层楼房，建于1937年，由阎子亨设计，胡仲文建房成巷，以永定河命名为”永定里”，是一处名人集中的公寓式住宅。孙冰如：1896-1966，天津人，出生于面粉世家，实业家，热衷教育。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26年任大丰面粉公司总稽核。1929年任三津永年面粉公司襄理。1933年-1952年任寿丰面粉公司襄理至经理。曾任天津三津磨房业公会会长、商会常务理事等职。解放后任天津人民代表、政府委员、工商联副主委等职。#胡仲文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