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古界是否只承认三大文明古国，而不包括中华文明？目录并不是。《世界史纲》 H . G ．威尔斯1918-1919《人类的故事》房龙1921并不是。所谓外国，范围很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下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认知，主要来自以西欧和北美为代表的西方史学界，一般所说的外国史界，其实就特指西方史学界（比如说，有谁看过伊朗、或者俄罗斯学者编写的世界通史呢？)。对应由梁启超推广，流行于我国的四大文明古国，西方语境中也有类似的“文明的摇篮”( Cradle of Civilization ）一说，意为文明初独立出现的地区。文明的摇篮这一概念大概形成于16-18世纪，随着人类认知的发展，不同时代，人们所说的文明的摇篮也各不相同。早期，西方学者大多以埃及为人类文明的摇篮（甚至认为美洲文明也和埃及有关）。随着文化交流和考古学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六大文明摇篮的说法，即及、新月沃土（或称两河流域、侧翼丘陧索不达米亚等）、印度河谷、黄河与长江流域、中美洲（墨西哥湾沿岸）和安第斯（秘鲁北部）。去掉与旧大陆文明演化关系不大的美洲，差不多就对应了梁启超所说的四大文明古国。人类，天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具影响力的通史为例。20世纪早期的西方通史有比较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论及人类文明时，一般以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为文明的开端，有时则会加入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直接源头。而一旦将视野放到全世界，几乎所有世界通史，只要谈到了古印度，就一定会讲到古代中国。并不会出现只介绍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无视中国的情况。20世纪中期，随着全球史观的兴起，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线索。试图以一种比较中立的态度，从全球的角度，论述人类文明的发展。尽管没法完全摈弃以西方历史为中心的历史观，不过在新一代的全球史著作中，非西方文明的比例切切实实地提升了。除了经典的四大文明摇篮之外，全球史观的史著作往往会同步介绍美洲古文明的起涯时还会连带介绍撒哈拉以南非洲或者太平洋古文明的起源。以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为开端，目前西方的大部分通史、文明史、历史教材都遵循类似的逻辑。将世界历史分为几个大的阶段，主要从人类文明发展和交流的角度，介绍世界历史的发展。一些新派的学者可能会从特殊的角度（比如交通、贸易、疾病）切入，或者站在更高的视野（比如宇宙演化）俯瞰人类历史。但不管如何，当下的各种全球通史中，都不会遗漏中国古文明，哪怕篇幅不多，肯定还是会留个位子给中国先民的。通过以下这些不同时代的通史，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西方史学界思维、叙事方式和内容取舍方面的演变一﹣《世界史纲》 H . G ．威尔斯1918-1919《世界史纲》( The Outline of History :Being 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 )是一战后通俗领域世界史著作的代表之一。自1920年初版发布以来，总共再版了超过33次，被翻译成26种文字，发行量超过200万册。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向达、陈建民、黄静渊、陈训恕、梁思成翻译的《世界史纲》中文版，从而令本书成为早被翻译成中文的世界史著作之。《世界史纲》中的几大文明古国为：两河流域（苏美尔、亚述、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作者威尔斯是著名的科幻作家，他的观点应该代表了20世纪初一些受过教育的西方人的看法。世界史纲名作，不过内容有些陈旧了，译者都是名家，语言通俗。《人类的故事》房龙1921房龙是享誉世界的人文启蒙作家，1911年于慕尼黑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生平致力于用通俗的语言，普及人类的历史及其精神文化遗产。1921年，受威尔斯《世界史纲》的启发，房龙为他的孩子们撰写了《人类的故事》一书、用60多篇小故事、在精简的篇幅内浓缩了书，用60多篇小故事，在精简的篇幅内浓缩了从生物演化直到一战爆发的人类历史。先后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并获得了1922年的首届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作为上世纪初的少儿读物，《人类的故事》的叙述线索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书中详细介绍了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古文明，并未怎么提及古印度和中国，因为他们和自己文明的发展关系不大。不过这本书还是提及了孔子和佛教，并没有完全无视中国和印度。上述均为本人查找，若有侵权请联系我

1921年，32岁的陈布雷前往上海《商报》工作，期间，陈布雷与王允默结婚。开始了新的家庭以后，陈布雷的精神状态也逐渐好转，他的三个儿子也来到上海与父同住，破碎了两年的家庭相聚一堂。一家人居住在上海，陈布雷的收入一方面要逐年还债，另一方面要维持家庭费用，所以陈伯雷除在《商报》馆工作外，又先后在商务印书馆交通科和修能学社任事。王允默勤俭持家，家境勉强维持。1923年5月，陈布雷34岁，王允默生下一儿，排行第四，第二年又生下陈布雷的第五个儿子。为了多增加些家庭收入，陈布雷辞去修能学社职务到通商银行兼职，每月月薪70两白银，使家庭生活较以前有些充裕。这时，陈布雷上午11点时去通商银行办公，下午5时离开去报馆上班，半夜回家，工作十分劳累。他的儿子虽然都在上海，但与父亲接触较少，为补充家庭收入，陈布雷又应《国闻周报》之邀，每周为其撰时评一则，月薪50元。1926年，陈布雷第六个儿子出生。家中诸子，以及陈布雷的兄弟先后来上海读书，让他肩上的担子愈加沉重。但陈布雷经营家业，抚养家中儿女，以及诸弟妹为给家中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经陈布雷一手教育出来的弟弟有：陈训慈，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1929年任国民d中央大学历史系讲师，后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兼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对两浙文物搜求考证有很大贡献。陈训恕，早年求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陈训畲，毕业于上海同文书院，精通日文，抗战初任香港《国民日报》社长。1941年起，任国民d《中央日报》总编辑，后任《香港时报》社长。陈训惠，上海同文书院肄业后赴日留学，抗战时任外交部亚东司专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d驻美大使馆秘书兼远东委员会中国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研究所任职，后去湖南师院任教。陈训愿，也留学日本，曾任国民d中央通讯社记者，昆明分社主任，总社采访部主任，后任台湾总统府秘书，《新生报》社长。1927年，陈布雷步入政坛，但家庭开始仍安在上海。只是他经常不居家，全靠王允默操持，后来举家搬往杭州。1930年底，陈布雷结束杭州教育厅职务，去南京任国民d教育部常务次长，住南京中央饭店，没有带全家来南京，把家人仍迁往上海居住。自己住所仅一间三等旅馆房间，外加一个书桌。一年之中，仅回上海六七次，其余时间全部投入在工作中。1931年12月21日，陈布雷随蒋介石在南京辞职返回上海生活。离开政治圈子，陈布雷如释重负。此时的陈布雷心情极为闲适，每日与妻子、孩子在家闲谈，或偶去外地旅游，一家甚为快乐。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二八事变，陈布雷去杭州任事，就绪后回来休息几日。事变发生时，陈布雷一家七口全靠夫人王允默竭力安排。但值此战乱期间，王允默终日担心受怕，怕发生不测，中间曾传陈布雷的两个儿子失踪，陈布雷更加焦急。为了安全，于是全家返回家乡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