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温先生不认为建国后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否定市场经济而推行计划经济，也不认为近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市场取向改革的产物[5]。但是显而易见，经济没有活力、缺少创新、长期处于短缺状态、人民生活改良缓慢等主要经济问题的存在，是与计划体制有关的。就国际范围来看，东德与西德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距，北朝鲜与南朝鲜现代化发展状况上的霄壤之别；就国内而言，改革前广东深圳与台湾香港地区经济活力的差异，显然与不同的经济运行模式有关。当我们把土地的生产经营权交给农民，适度放开了农产品市场，主要依靠价格的刺激（实际是将农产品的价格恢复到合理的水平），就一举解决了我国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长期短缺的问题；当我们稍稍放开投资和工业品生产的限制，中国的小商品生产和一般加工业就迅速繁荣起来，时间不长，竟使得国际上充斥我们的产品。这一点也印证市场和划划发展效果的差异。（四）“中国人一百多年来从跟西方人呀呀学语，进步到‘邯郸学步’，再进步到‘摸着石头过河’（据作者说是西方人放在河里的石头），再前面，是资本经济的大海，难道，我们除了亦步亦趋就没有自己的路？”[5]此观点亦值得商榷。这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确在不断的向西方学习，的确是跟在西方人后面走，社会发展有一个路径依赖问题，已经形成的英语文化在知识承载传播上的强势地位，使得任何希望掌握现代知识攀登科技高峰的人，都必须以熟练掌握英语为前提。同样，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经济模式日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今天，任何希望快速发展国家经济的民族，都不能不融入市场经济的主流之中。欠发达国家在经济运行方式、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上，采用国际惯例，运用与西方国家相同的组织制度，甚至走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难道可以不步西方后尘，拒绝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吗？难道可以抵制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搞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吗？我们可以不要学习和照搬专利制度、股份公司体制吗？我们能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省却工业化的发展过程，直接进入信息时代吗？这里，完全用得着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观点，“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6]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发展选择什么样的模式、道路，关键是要看什么样的模式和道路具有合理性、现实性，而不是看其是否新颖和独创。西方国家业已实行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模式，并没有因为其陈旧而失去可行性。而建国以来，我们独创的史无前例的农村大食堂、人民公社等经济社会体制，也没有因为其新颖独创而变得合理与现实。今天，所以兴起了学习借鉴现代市场经济模式的热潮，完全是因为改来改去人们终于明白了：计划经济制度存在本质上的弊端，修修补补无济于事；一旦走向市场经济，实践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要求人们建立完善彻底的市场制度。注释：[1][2][5][6]《读书》[C]2001年6期，第4页，第7页，第7页，第10页，[3]（[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6页）[4]秦晖：“社会公正与学术良心”，见《自由交谈》[C]，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第70页。[6]《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