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新政协会议期间，宣布国务院各部门任命决定。在念到傅作义的名字时，对方当场掩面大哭情绪激动，并振臂高呼：中国共产d万岁！会议只能无奈暂停。这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在北平召开，代表共分5类：d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毛主席十分重视此次会议，并亲笔写信邀请了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这当中就有促进北平和平解放的傅作义将军。那时候，虽然傅作义已经交出了北平的大军，但是在绥远，他的旧部仍在与解放军对峙。解铃还须系铃人，在政协会议召开之前，毛主席决定请傅作义亲自出马，将绥远的问题彻底解决。d内很多人都劝阻毛主席不能“放虎归山”，确实，傅作义之所以能够起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解放军的围城，一旦他脱离掌控，则很有可能回到国民d那边。然而，对于这些假设，毛主席只说了一句话：“我相信傅作义。”自从中央d委进驻北平后，毛主席和傅作义见过7次面，次数虽然不算多，但每一次见面都要长谈一天一夜。在交谈中，毛主席已经断定傅作义已经看清局势，且在立场上不会再有任何更改。于是，在毛主席的授意下，傅作义在秘书闫又文（中共d员）的陪同下，乘坐装甲专列出发了。蒋介石在得知我d领导的新政协会议即将召开时，他向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提出6大暗杀目标：傅作义、李济深、程潜、龙云、张治中、杨杰。正当毛人凤准备这六项暗杀计划时，突然得知傅作义去了绥远。毛人凤心中大喜，他立即致电绥远保密局特务赵思武：“着速就地刺杀！”阎又文早已预料到国民d特务不会放过这次暗杀机会，于是全程保持着警惕，并布置警卫监视，让敌人没有可乘之机。1949年9月20日凌晨3点，绥远起义，通电全国。当日下午，绥远将领董其武、孙兰峰跟随傅作义赶回北平参加政协会议。在政协会议期间，主席团逐一审查并通过副总理和各部部长的人选。当政务院总理念到由北平起义将领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时，主席团一致通过。这让傅作义万分感动，他当场情绪失控，哭得泪流满面，声音响彻会议大厅。理解他的心情，于是让会议暂停一段时间。待傅作义稍稍平复心情后，他站起身来，用雄厚的声音说：“先生提议由我来当水利部长，主席团竟一致通过，这是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毛主席的英明，共产d的伟大，共产d不得天下则天理难容矣！”傅作义越说越激动，后他发自内心地振臂高呼：“中国共产d万岁!人民领袖毛主席万岁!”与会人员被傅作义高昂的情绪所感染，纷纷跟着他一起呼喊口号。自从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后，他每年总有1/4的时间到各地视察工程建设，了解工人生活。每次外出，他都是轻车简从，从不讲究排场。傅作义在担任水利部部长的23年中，中国的水利工程有了极大的进步，这自然要归结于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d的英明领导，还有傅作义的兢兢业业。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病逝，享年79岁。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傅作义识大体，顾大局，虽然前半生走错了路，但好在悬崖勒马，及时回头，为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并未新中国的水利建设贡献出了全部的精力。

1949年9月15日，徐永昌携带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飞抵包头，企图诱骗傅作义去广州或者重庆。傅作义说：“国民d失去了民心，失败已成定局，任何力量都无法挽救，就是我去广州也无能为力。”徐永昌明白完不成任务不好向蒋介石交差，当得知傅作义要参加9月21日在北平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时，就采取耍赖的办法，装病要住医院，以便继续做傅作义的工作。傅作义有点发愁，徐永昌不走，无疑会给起义带来麻烦，于是便与邓宝珊及原傅部参谋长李世杰等几人计议，让邓宝珊去见徐永昌。邓宝珊于9月18日去见徐永昌，说：“怎么你病了？董主席（董其武）安排让你住院疗养，并请你领衔绥远起义，不要回去了。起义后，咱们一同到北平去见毛主席。”徐永昌听后一愣，马上意识到绥远省主席董其武是想把他软禁起来，就连声说：“我的病不要紧，不要紧。我明早就起身，不防碍你们的事情。”徐永昌在上飞机时仍不甘心地对送行的人说：“三年后再见吧！”傅作义来绥远以前，绥远方面的顽固分子和特务欺骗群众，造谣言，说什么“傅作义起义后已被监禁起来了，傅作义又从北平跑到广州国民d那里了”等等。使得一些不明事情的军政人员产生了顾虑。傅作义在绥远一出现，使这些谣言不攻自破，许多人消除了顾虑，决心走起义的道路。一些顽固派看到大势已去，人心所向，也接受傅作义的劝告，同意起义。绥远的地下d在和平谈判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按照上级的指示，及时了解和掌握了谈判的动态和行动计划。绥远的地下工作基础较好，在绥远军政和中统、军统特务机构中都有地下d的内线（共133人，其中的重要关系有正副团长4人，省府秘书5人，省统调科长2人，副县长2人，保密站绥远组组长1人，警宪部门秘书5人。他们中有4人用化名接受了由解放军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颁发的任命状），包括在绥远的军、政员的贴身秘书和警卫人员中也有许多地下工作者。为了让起义顺利进行，地下情报站决定给绥远的要员（包括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张钦等人）写了警告信。警告信内容的大意是：警告他们老老实实进行和平谈判，不许耍两面派，不要做所谓“里白外红的水萝卜”。忍耐是有限度的，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到那时就不要说解放军不客气。警告信通过地下d掌握的各内线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将信全部送到他们本人的办公桌上。两天后在碰头会上孙兰峰说：“共产d真厉害，把警告我孙兰峰的信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来了。”参加会议的其他几人都说：“我们也收到这么一封信。”董其武也感慨地说：“大家都谨慎一些吧，不要乱来，因为我们正在和谈，谈成与否不能做出格的事，这关系到傅作义先生和我的人格问题，这和战场上打仗是两码事。”早在绥远开始和谈时，保密局特务头子赵思武就按照保密局长毛人凤的指令，一直准备暗杀傅作义和董其武，只是始终没有机会下手。这次傅作义亲自来绥远作和平起义的工作，他们感到下手的机会到了，不然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按照原来安排，将于9月19日在包头面粉厂召开会议，举行和平起义签字仪式。赵思武得知这个消息后就让特务们做暗杀傅作义、董其武的后准备工作：由特务中的一个爆破专家负责，准备用冲锋枪、手枪、手榴弹以及炸弹进行暗杀，如若不行就让一个亡命徒携带炸药包混入会场，与参加会议的人同归于尽。绥远地下d在18日晚间得到赵思武行刺傅作义、董其武及炸毁会场的情报后，由于时间急迫，来不及向上级报告，便马上通过安排在董其武身边内线（董其武的机要秘书贾荫生，化名袁秀芬），请董其武及时采取紧急措施。董其武得知情报后连夜做了布置，将会场秘密挪到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19日一早，傅作义、董其武送徐永昌上飞机走后，就直接转道到了省银行包头分行了。在做好必要的预防措施后才通知参加会议的人员速到银行开会。这一突然转移，连刘万春等人也不知道傅作义和董其武什么时候、为什么转移，更给了搞暗杀的特务们一个措手不及。当等候在面粉厂准备参加会议的人员分乘好几辆汽车从面粉厂开出时，特务们死盯着汽车还准备在汽车上行刺，结果他们根本就没见到傅作义、董其武的影子。这时，特务们还不死心，也随着开会的人前往银行礼堂，准备伺机行刺。结果由于会场内外布置森严，只允许通知参加和平起义签字的人进入，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入，所以整个会场内只有参加会议人员及其随身秘书、贴身警卫。董其武的警卫官还命令警卫部队：只要有人捣乱，经劝阻不服从者就地枪决。特务们落了一场空，都灰溜溜地走了。会场内，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要员和地方各界代表38人（孙兰峰在医院，是会后补签的），在起义通电上签名，宣布起义。“九一九”起义的成功，标志着绥远获得了和平解放，“绥远方式”，对当时全国尚未解放的地区起到了独特的示范作用，对加速全国解放，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傅作义率25万守军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消息传来，蒋介石愤怒异常，他让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对傅作义实行“制裁”。接到任务后，毛人凤却是一筹莫展，因为这不是在国统区保密局可以肆无忌惮，在解放区想要搞暗杀，那是谈何容易啊。所以，毛人凤只能等，他认为机会总会出现的。1949年8月下旬，傅作义乘车离开北平前往包头，他此行是劝说自己的老部下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率部起义。毛人凤在获知了傅作义的行踪后，密令保密局的特务，不惜一切代价，沿途截杀傅作义。包头警备司令部特训处处长赵思武，是保密局资深的特务，代号为“四号”，在接到了毛人凤指示后，他立即开始布置沿途对傅作义的监视和暗杀。归绥是北平到包头的必经之路，赵思武获知傅作义要在归绥住一宿，董其武派去迎接傅作义的独七师师长张世珍已在归绥的万家春大旅店订下了房间。赵思武还接到毛人凤的指令说，内政部调查局（中统）派出了第一处处长张庆恩从重庆赶到绥远，叫赵思武好好地协助张庆恩完成暗杀傅作义的任务。赵思武接到指令后，感到事关重大，早在戴笠的军统时期，军统和中统人员是互不相往的，稍有接触，一旦被发现必受处罚。但这次，毛人凤竟让保密局协助中统的特务，可见此事之重大。原来毛人凤知道蒋介石对这些起义的国军高级将领十分的痛恨，为了立功表现，毛人凤曾经多次询问行动处长叶翔之关于北平潜伏人员和暗杀的准备情况，但终却因北平方面防范甚严，而不敢轻举妄动。再加上在北平的张治中、傅作义等人基本上又是深居简出，保卫工作也做得很好，所以根本无法下手。所以当毛人凤获知傅作义离开北平的消息后，立即感到除掉傅作义的机会来了，于是他开始布置暗杀计划和人员，但是，蒋介石却派遣了中统的大特务张庆恩去执行。张庆恩是中统元老，曾任中统局绥远调查室主任，他对绥远十分熟悉。张庆恩到达绥远后，拿着毛人凤的指令和保密局的“四号”赵思武相见，两人共同策划对傅作义的暗杀行动。赵思武见面后，立刻把傅作义将停留归绥万家春大旅店的情报，透露给了张庆恩，并为张庆恩在归绥安排了两个助手，一个外号“络腮胡子”，一个叫杨阿七。张庆恩赶在傅作义到归绥之前，抢先一步住进了万家春大旅店，他们巧妙地把装有炸药的皮箱放进了傅作义住的房间下面的仓库里。傅作义如期住进了这家大旅店，这让张庆恩喜出望外，当晚深夜11点钟。络腮胡子和杨阿七悄悄地溜进了万家春大旅店的前院。前院中有一栋独立小楼，底楼二楼各两间，底楼是仓库，楼上就是全旅店好的店房，傅作义就住在这个房间里，小楼门前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见楼上没有一点声响，络腮胡子和杨阿七估计是傅作义白天旅途辛苦了，这会可能进入了梦乡。于是络腮胡子悄悄地溜到哨兵身后，偷袭杀死了哨兵，把哨兵轻轻地放平在地上，摘下军帽套在自己头上，拿着哨兵的枪，照哨兵模样站在那里。杨阿七一看这边已得手，便轻轻地溜过去，捅开仓库门，点燃了炸药的导火线。“轰隆”一声巨响，小楼坍塌下来。爆炸虽然成功了，但却没有伤到傅作义。原来傅作义经不住归绥县长的再三邀请，当晚正在归绥县政府赴宴，因而躲过了一劫，可以说是的凶险。爆炸事件后，傅作义收到了北平和包头的慰问电，董其武让傅作义速赴包头，并命令张世珍严加保卫，万万不可再失误，在严密的护卫下，傅作义安全到达包头。张庆恩见暗杀未遂，只好带着特务们悄悄地尾随傅作义来到了包头。在欢迎傅作义的宴会上，赵思武以警备司令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宴会。在宴席中，赵思武意外地获悉傅作义将住进警备司令部，不由得大喜过望，立即通知了张庆恩。凌晨3时许，警备司令部招待楼岗哨林立，戒备森严。杨阿七、络腮胡子准备铤而走险了，两人怀揣着手枪，身穿便衣，匆匆地奔至警备司令部大门口，向岗哨出示了证件，自称是侦察队便衣，有急事求见长官。由于侦察队经常雇用一些临时侦探，所以岗哨不太熟悉这个处的成员，平时都是认证不认人，当下验看了通行证，把杨阿七、络腮胡子放了进去。当两人接近招待楼时，络腮胡子抽枪朝后院准备攀上楼，而杨阿七则从侧门强攻进去。突然，埋伏已久的警卫一拥而上，从几处向他们奔来，顿时枪声大作。结果警卫人员被刺客打死打伤了四人，而杨阿七被生擒活捉，络腮胡子则被当场打死，杨阿七被擒后当晚供出了全部情况，但杨阿七却不知道“四号”是谁。当张世珍带人驱车去捉拿张庆恩时，张庆恩已不知去向，提前悄悄地溜走了。其实傅作义并没有住进警备司令部，他吸取了万家春大旅店的教训，傅作义的吉普车在警备司令部转了一转后，悄悄地坐上了另一辆车，从后门离开驶进了董其武的官邸，而张世珍则派人在警备司令部设下了埋伏，等着刺客到来后一网打尽。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在傅作义的劝说下，率所部6万余人举行起义，绥远和平解放。

1949年1月22日，北平的25万国民d军开始陆续出城，接受解放军的改编。蒋介石得知后暴跳如雷，给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发去密电，让派杀手对傅作义执行“制裁。”接到命令的毛人凤一时间无从下手，保密局的特务在国统区可以公然进行暗杀，但是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在解放区搞事情的难度那就是大了，特务们潜伏下来都很困难，那还敢出来搞暗杀，所以毛人凤只得等待时机。8月下旬，鉴于绥远起义迟迟不能发起，傅作义决定亲自去动员，他乘坐火车离开北平前往包头去见自己的老部下加好友，国民d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傅作义一出北平，潜伏在北平的特务马上向毛人凤发去电报。毛人凤大喜过望，当即给包头警备司令部的特训处处长赵思武发去密电，让不惜一切代价，在绥远将傅作义暗杀，赵思武的另个一身份是保密局绥远站站长。傅作义要去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是必经之路，傅作义也必然会在归绥停留。因此，赵思武派出绥远站的枪法好的特务，提前潜入归绥城。就在赵思武积极准备的时候，毛人凤又发来电报，称内政部调查局（原中统）的第一处处长张庆恩也从重庆飞到了绥远，毛人凤让赵思武配合张庆恩并听从调遣。在戴笠时期，军统和中统是势同水火的，向来是互相看不惯，现在毛人凤却让赵思武配合中统，可见对于刺杀傅作义，蒋介石是下了决定的，让两大特务机构联手行动。蒋介石让中统的大特务张庆恩牵头，也是对毛人凤保密局工作的不满意，因为自1月底蒋介石下达“制裁”傅作义的命令后，虽然毛人凤表现得很“积极”，但是半年多都过去了，连傅作义的身都近不了。所以，蒋介石在得知傅作义前往绥远后，一面让保密局继续筹划暗杀行动，另一面派出张庆恩，在蒋介石看来，这是双保险，傅作义应该是难以防范了。这个张庆恩是中统体系的老资格特务，担任过中统局的绥远调查室主任，对这里的情况熟悉。张庆恩到达绥远后，马上去和赵思武接洽，两人共同制定刺杀傅作义的行动计划。赵思武和张庆恩见面后，归绥的特务传来一个消息：傅作义到归绥后，将会在万家春大旅店住上一晚。张庆恩认为这是刺杀傅作义的佳时机，他当即前往归绥，并带去了保密局绥远站的两个杀手，一个叫杨阿七，一个，一个外号叫“络腮胡子”。张庆恩和“络腮胡子”、杨阿七在傅作义来之前，提前住到了万家春大旅店，他们在旅店人员不注意的情况下，把一个装着炸药的皮箱放在了董其武为傅作义预订的房间下方的库房里。傍晚时分，傅作义一行住进了万家春大旅店，张庆恩心中暗喜。深夜接近凌晨时分，杨阿七和“络腮胡子”偷偷来到了旅店的前院。在旅店的前院内，有一个独立的二层小楼，一层是仓库，二层的几间房子住的是傅作义一行，这是整个旅店好的几间房子。小楼的门前，有一个持枪放哨的士兵。见二楼房间的灯火都灭了，杨阿七和“络腮胡子”认为傅作义肯定是入睡了，于是两人摸了过去，将哨兵杀死后将尸体藏到仓库，接着“络腮胡子”将哨兵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拿着哨兵的枪装模作样的站在那里。杨阿七则潜入仓库，点燃了炸药的引线，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小楼坍塌了。这次行动是很成功的，但是张庆恩却高兴不起来，原来他很快就得知，傅作义到旅店不久，就被老相识归绥县长叫去吃饭了，爆炸的时候，傅作义还在县政府里，幸运的躲过了一劫。万家春大旅店的爆炸事件，让董其武紧张，他当即让所部师长张世珍加派人手，务必傅作义的安全。见傅作义周围的卫兵数量大大增加，张庆恩知道在归绥是不能动手了，他只得带着特务们回到了包头，准备在这里进行暗杀。傅作义到包头后，受到了隆重的欢迎，赵思武以警备司令部特训处长的公开身份参与了欢迎，在宴席中，董其武在和大家的谈话中，透露了傅作义当晚会住在警备司令部的招待所。赵思武心中大喜，在宴会间隙偷偷离开，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庆恩。在凌晨3点多，杨阿七和络腮胡子身上暗藏手枪，穿着便衣来到了警备司令部的门口，面对卫兵的询问，两人拿出了证件，说他们是警备司令部外派的侦察队便衣，有重要情况汇报。两人的证件是赵思武给发的，卫兵看过后，便放了两人进去。当两人来到招待楼前时，发现没有卫兵，于是络腮胡子和杨阿七决定强行进入，结果刚走到一楼，埋伏的卫兵突然冲出，随着激烈的枪声，络腮胡子被当场打死，杨阿七受伤被俘。杨阿七被俘后，招认了张庆恩，当董其武派人去捉拿张庆恩时，张庆恩已经偷偷地溜走了。原来，这天晚上傅作义根本没有住进警备司令部的招待所，董其武是故意放出假消息，提前让卫兵埋伏，就等着对方上钩。之后，董其武派出一个警卫营随时跟在傅作义的周围，张庆恩和赵思武再也找不到暗杀的机会了。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孙兰峰等人通电起义，绥远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