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相信义勇军能赶走日本人吗？”“我不知道，但是日本人很怕他们。跟着他们死，也比在这儿受气强。”江桥抗战后，孤立无援的马占山眼见山穷水尽，为保住尚存的数千抗日力量，假意接受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劝告，降日受职。上任仅一个月的马占山却突然反水，并向来东北调查的国联调查团揭露了日本成立“满洲国”的阴谋，无疑在国联调查团中引起轰动。马占山总是给日本人制造麻烦。他的这一招又给了本庄繁司令一记重拳。但真正对义勇军印象深刻的，还是国联调查团中的中国代表顾维钧。顾维钧是中国外交界资深官员，赴国联前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部长。起初，他也曾认为义勇军不过是些山贼草寇。但随国联调查团到北平后，从张学良那里扭转了一些印象。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吃了大亏，此时想方设法暗地里支持义勇军。他不但通过各种渠道接济义勇军枪炮弹药、军费粮饷，甚至在北平还成立了后援会等若干支前组织。这引起了顾维钧的好奇和关注。来到东北后，顾维钧这才发现义勇军在东北妇孺皆知，人们对他们的关注甚至远远超过了国民政府的中央军。一次，一名旅馆小二偷偷地流着泪对他说道：“我们不愿做亡国奴，东北人民都不愿做亡国奴。我们希望政府抗战，我们会在里面尽力帮政府。如果政府不抗战，我们自己也要去参加义勇军。”“你相信义勇军能赶走日本人吗？”顾维钧严肃地问道。“我不知道，但是日本人很怕他们。跟着他们死，也比在这儿受气强。”顾维钧无话可说，只觉得心情沉重。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遇到机会，他就会向代表团各国代表揭露刺刀上架起的“满洲国”。身为外交官员，他虽然主张以外交方式解决东北问题，但旅馆那位青年的话，又时常让他产生出一丝困惑和疑问。6月5日，国联调查团一行结束了东北之行，返回北平。他们走了，但黑土地上的枪声并未平息，1932年春夏，东北抗日义勇军迎来了他们的高潮。东北大地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多年来一直以匪患闻名全国，到处闹“胡子”。不仅仅是地方穷，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崇山峻岭、大片的沼泽地和草甸地，都是“胡子”繁衍的好地方。“胡子”闹得凶，舍家弃业投奔山林也成了不少人没活路时的自然选择。但日本人的到来，远甚于以往的任何一次灾荒。当亡国奴、受小鬼子欺侮，粗犷、豪放的东北汉子咽不下这口气。马占山江桥屡挫敌寇，一战成名，不但令东北父老振奋，更引得各地的东北军旧部、地方民团、农民自卫军、旧时警察，甚至山林里的“胡子”，也纷纷拉起队伍，四面八方向日本人出击。一些一度受日军声威震慑而降日的伪军又开始大批大批地反水，重将枪口对准了日本人。仅有两万多人马的关东军终于陷入四面楚歌而应接不暇的窘境。4月21日，东北军的叛将、原东边道镇守使兼辽宁省防第1旅旅长于芷山部下第3团团长唐聚五在辽宁恒城率全团官兵起义，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唐本人被推举为总司令。当天，唐部举行誓师大会，通电讨日，参加者迅速增至万余人。唐聚五的民众自卫军在日后的战争中多次予日军以重创。5月3日，东北通化大刀队与日军激战方正台子，用大刀砍死日军40多人。5月23日，马占山部与日军在呼兰城郊展开激战。有勇有谋的马占山再次大败日军，并一口气追出上百里，直到松花江北岸傅家甸才收马回营。与此同时，丁超、李杜的吉林省自卫军、苏炳文部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冯占海部受后援会领导的第6军团、王德林部的国民救国军和黄显声、熊飞指挥的警察大队在辽、吉、黑3省大力发展组织，扩充抗日实力。投身抗日队伍，在当时的白山黑水间似乎已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风潮，就连“九一八”事变前正在组织匪帮或关在大牢里的胡匪头们，也都为东北父老的这股抗日热情感化，拉起队伍下了山，投入了抗日义勇军的阵营。其中，掌舵的大多是声震关内外的积年惯匪，如吉黑两省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青）、张希武（天照应）、马鸣春（一只鸡）、刘万奎（刘快腿），张海天（老北风）等。东北的匪盗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整齐地下山，投身到同一支队伍里，就是地方当局多少次优禄招降也难见这种局面。这些土匪也算是良心未泯，终于在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家园遭难时，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样尽了一份自己的力。东北各地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搅得关东军不知所措。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手忙脚乱，屡向东京军部告急，请求援兵。东京被震动了。6月3日，陆军省向外界公布：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在东北战场死伤计4163人，约占关东军发动事变时总兵力的一半。实际上，陆军省不但与海军省失和，与内阁也并非完全一致，报战果总是夸大其词，报损失总是七折八扣，这在当时的东京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即便以这个数字与“九一八”时沈阳仅死2人、伤10余人的伤亡代价比较，东北抗日义勇军给日本关东军造成的损失也是太大太大了。 #刘万奎简介#

黑土地上的民族魂(2)4月21日，原东北军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旅第3团团长唐聚五在辽宁桓城率全团官兵起义，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唐本人被推举为总司令。当天，唐部举行誓师大会，通电讨日，参加者迅速增至万余人。唐聚五的民众自卫军在日后的战争中多次予日军以重创。5月3日，东北通化大刀队与日军激战方正台子，用大刀砍死日军40多人。5月23日，马占山部与日军在呼兰城郊展开激战。有勇有谋的马占山再次大败日军，并一口气追出上百里，直到松花江北岸傅家甸才收马回营。与此同时，丁超、李杜的吉林省自卫军、苏炳文部的东北众救国军、冯占海部受后援会领导的第6军团、王德林部的国民救国军和王显声、熊飞指挥的警察大队在辽吉黑三省大力发展组织，扩充抗日实力。投身抗日队伍，在当时的白山黑水间似乎已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风潮，就连“九·一八”事变前正在拉杆（组织匪帮）或关在大牢里的胡匪头们，也都为东北父老的这股抗日热情感化，拉起队伍下了山，投入了抗日义勇军的阵营。其中，掌舵的大多是声震关内外的积年惯匪，如吉黑两省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青）、张希武（天照应）、马鸣春（一只鸡）、刘万奎（刘快腿），辽宁的项青山、张海天（老北风）、小白龙等。东北的匪盗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整齐地下山，投身到同一支队伍里，就是地方当局多少次优禄招降也难见这种局面。这股土匪也算是良心未泯，终于在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家园遭难时，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样尽了一份自己的力。东北各地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搅得关东军应接不暇。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手忙脚乱，屡向东京军部告急，请求援兵。东京被震动了。6月3日，陆军省向外界公布：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在东北战场死伤计4163人，约合关东军发动事变时总兵力的一半。实际上，陆军省不但与海军省失和，与内阁也并非完全一气，报战果总是夸大其辞，报损失总是七折八扣，这在当时的东京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即便以这个数字与“九·一八”时沈阳仅死2人、伤10余人的伤亡代价比较，东北抗日义勇军给日本关东军造成的损失已是太大太大了。1932年夏，本庄繁率关东军全力征剿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时，义勇军抗日力量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当时30万之众的抗日义勇军，足迹遍及白山黑水的各个角落。8月8日，东京大令传到东北。日本陆军铁腕人物武藤信义大将奉调关东军司令，同时兼任关东地方长官、驻满全权大使，集三权于一身，本庄繁奉旨回国。武藤大将果然显示了铁腕人物的强硬，他又为关东军带来2个新锐师团。对义勇军，他基本放弃了招降策略，准备用飞机、大炮摄服东北的抵抗力量。30万义勇军不得不开始与一个浑身上下透着武士气质的铁血军人对阵。武藤把攻击矛头首先指向了曾与关东军拼得凶而实力大损的马占山部。齐克路上，日军2个师团的重兵对马占山千余残兵穷追不舍。兴安岭深山中，日军重兵包围了马占山部。激战过后，马部伤亡惨重，身边只剩下官兵5人，陷入绝境。日后多年，马占山回忆当时情景时说：“我只剩11粒子弹，加其余5人，子弹也不足百粒，他们搜山，我们藏于树内，眼见有8个日本兵托着枪，凶神似地，一步步搜来。……我们看他们行近便一枪一个，将8个全打死，又拾起他们的枪，用他们的子弹，打出重围。”突出重围并不等于脱离魔爪，日军仍在四处搜捕。携带边防印信的少将参议韩述彭，在突围中牺牲殉国。韩参议人又瘦又小，50来岁，鼻下留着胡须，酷似马占山。面对血肉模糊的头颅，日军也吃不准是否击毙了马占山。但搜尸时恰好搜出了马占山的印章和关防印信，引来日军一片欢呼。东京也很快得知了马占山被击毙的消息。近一年来，这个马小个子可让日军吃够了苦头，今天新账老账一笔勾销，无论关东军还是东京军部，都感到满意。打垮了马占山，日军又把主力转向辽东，追击丁超、李杜残部，攻击王德林的国民救国军。这时，日军的兽性开始流露出来。9月14日，辽宁民众自卫军夜经抚顺郊外平顶山矿区，打死日军3人。次日，日军出动一个大队至平顶山村，将全村3000余人赶入平顶山西南山沟，10余挺机枪一阵狂扫，后又用煤油焚尸。一个5岁的女孩儿方素荣躲在草垛中幸免于难，并一直活了下来。战后，她做为活证人，多次在各种正式场合指控日军的暴行。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和残酷本性，早在6年的东北已提前上演。在追剿各路抗日义勇军的同时，日军的增援部队仍不断被调入东北。而此时的东北义勇军却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援。张学良坐镇北平，虽有心相助，却远水难解近渴，碾转数地才能送到义勇军手中的枪弹也少得可怜。渐渐地，义勇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