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21日，刘湘来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见面时刘湘表现出一副木讷模样。杨永泰对邓汉祥说：“你伺候的这个主，是木匠出身的吧，他的话也太少了，像《三国演义》中的刘璋，这种人怎么担得起重任啊？”邓汉祥（刘湘的幕僚）微微一笑，说：“你莫把人认错了，有些事现在看不清楚，以后自然会明白。””四川王“刘湘此次到南京，蒋介石对他提出了关于四川的三点意见：一是，改组四川省府，由刘湘担当主席；二是，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改为川康绥靖公署，由刘湘担当主任；三是，刘湘仍然担任四川”剿总“总司令，但蒋介石要调中央军十个师入川协助作战。对第三条，刘湘表示坚决不同意，并且提出辞去”剿总“总司令一职相要挟。蒋介石见刘湘态度坚决，只好暂时打消派兵入川的主意，但是又提出由南京政府另行组建一个军事参谋团入川协助。刘湘不好再拒绝，只得点头同意。刘湘在南京见完蒋介石后，又去上海观光，夜宿一品香饭店，然后在宋子文陪同下绕道杭州游览西湖，并参观了航空学校。12月7日返回南京，再次去见蒋介石，两人作了后一次谈话。10日上午，刘湘离开南京返回重庆，19日抵达重庆。刘湘回到四川的第三天（12月21日），便接到了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四川政府的电令：任命刘湘、甘绩镛、刘航琛、杨全宇、郭昌明、邓汉祥、谢培筠等七人为四川省府委员，刘湘为四川省府主席。同时任命邓汉祥兼秘书长，甘绩镛兼民政厅长，刘航琛兼财政厅长，杨全宇兼教育厅长，郭昌明兼建设厅长，费东明兼保安厅长。四川省府新组建的这个班底，是刘湘在南京与蒋介石共同商量的结果。从刘湘这方面来看，是颇费了一番推敲的。蒋介石曾想把其亲信，特务头子康泽安插进来当保安厅长，刘湘坚决反对，蒋介石只好作罢。在这个班底中，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一直是刘湘的亲信，长期担任刘湘的驻京、沪代表，历时六年，刘湘对他是放心；民政厅长甘绩镛，早年即追随刘湘，一直被刘湘当作自家人一样看待；财政厅长刘航琛已经为刘湘主持财务多年，忠心耿耿；教育厅长杨全宇，是四川西充人，北大毕业生，他是汪精卫推荐的人选，至少对刘湘而言不是亲蒋；建设厅长郭昌明，在刘湘手下当过参谋长；保安厅长费东明，早年在刘湘属下任过旅长。可以说，这个班底，刘湘是满意的。刘湘的南京之行，让自己如意当上了四川省主席。但是，蒋介石的中央系逐步进入四川已是难以阻挡了。让刘湘感到不舒服的，是蒋介石派出参谋团和别动队进入四川，这让他犹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宁，欲罢不能。参谋团队伍庞大，其主要成员文化素质高，多系蒋介石的亲信、智囊和官僚政客。参谋团团长贺国光，是湖北蒲圻人，幼年随父入川，曾就读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他与刘湘是老同学。参谋团公开的工作方针是“援川助川剿共”，实际上却另有一套秘密的工作方针，那就是“控制四川，打击刘湘”。别动队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是由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一支特务武装，别动队总队长康泽是复兴社创始人之一，复兴社这三个字就是他提出的，可见蒋介石对其之信任。参谋团和别动队入川后，曾拟定过一个“五运计划”，即在四川大搞各种活动，制造混乱，整垮刘湘。有一次，刘湘的属下偶尔得到了一份“五运”的绝密文件，刘湘看后气得说不出话来，当即派专人送给蒋介石，请蒋介石解释是何原因？蒋介石推诿了几句，后找了个替罪羊，将参谋团总务处长柏良撤职，这才稍微平息了一下刘湘的怨气。虽然刘湘在表明上，维持了和参谋团、别动队的良好关系。但刘湘在暗中一直在积蓄力量，随时准备予以反击。比如说，蒋介石授命参谋团在四川举办“保甲壮丁干部训练班”，准备培养一批基层骨干，组成了一个与刘湘对着干的基层网络。刘湘则通过举办“县政人员训练班”，培养一批县长、区长和科长，去管理那些所谓的“中央势力”。县政人员训练班共举办了三期，共结业1027人，刘湘对这批人员期望极大，期望他们能在四川建设中做出成绩。贺国光在四川任参谋团长期间，整体上和刘湘维持了大体上的友好，在中央系和川系人员发生矛盾和冲突后，贺国光都能如实汇报，并不刻意偏袒那一份，这就让刘湘有些感动。但实际上，在要害问题上，贺国光都是给蒋介石发去两份电报，公开的电报捡着好话说，但是另有一封密电的内容就不是那么正大光明了。所以说，在参谋团进入四川后，刘湘就像温水里的青蛙，眼睁睁看着四川逐步的中央化。（图片：贺国光）

假如刘湘不去世，他可能也会和刘文辉一样起义融入新政府。

说起成都，还是小学偷偷读父亲的老旧书《三国通俗演义》中知道的一个地方，貌似就是在山沟沟里一块世外桃源。愰然三十年后，才第一次亲身来到成都，可惜这次看到的却是高耸林立的大楼，无暇去细赏精致别巧的楼台院阁，更没时间去寻映阶碧草柏森森的丞相祠堂。每一座城市，它的名字第一次映入脑海时，我们都会给它一个大致的印象轮廓。或许那座城市我们虽然未曾去过，总是会从书本中文字里、历史片段里、电视情节中，拿来一个个画面，一个个故事，勾砌搭建起这座城市在脑海中的样貌。一提及成都，脱口而出的总是他的美味，他又辣又香的火锅，山水之间有嬉戏，一座轻快轻松让人念而不舍，易居易玩的城市。这也只是从别人口中的传道，我对成都的第一轮廓却有一种悲壮与伤感，一种心知不可为而为之逆流而上的壮士情怀。念到成都，会想起，诸葛瞻父子守土保家而血洒城门的画面。他们倒下的地方应该要有一片竹林，一阵风吹来，竹叶沙沙地响个不停，似乎是万马低呤；又一阵风吹来，数万杆竹枝在风中摇曳，发出吱吱的声响，好似万千壮士行进的步履声。可惜，真的应那”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局，终还是未能阻挡刘禅袒胸献玺的亡国结局。说起成都，一定会念起“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壮举。民国初年，全国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四川虽是弹丸之地，却也不例外。可以想像街头流浪的一群群小孩，茶馆里的莫谈国事的一张张茫然面孔，也能想像同室操戈的无奈与无知。但抗战爆发，四川各路军阀却一致要求出川杀倭，誓死要将倭寇赶出中国。三百多万川军将士，在成都誓师奔赴抗战前线。武器落后，训练缺乏，后勤无保障，但都不能阻挡杀敌保国的决心。刘湘、王铭章、李家钰等等，数十万川中儿女血洒战场，无法裹尸还乡，但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做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他们，不需要长生牌。他们，不需要纪念碑。因为他们的名字，历史会记住，人民会记住，中华大地永远会记住。英雄的事迹，不应该只是写在书本上，更应该书写在人心里。而人心的唤起需要教育，民族的觉醒与崛起更离不开教育。抗战爆发后，华北大地已经容不下一张课桌，一片讲台。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纷纷迁至成都，在这里，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人才培育保留希望火种。新中国一百多位两院院士从这里走出，新中国的国防奠基者们从这里走出，中国人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与自由灵魂从这里得到延伸。成都，新中国后重新焕发生机，伟人的三线建设蓝图，让他基本可以实现所有的工业生产，成为祖国西南的发展的引擎。成都，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人们不应该只看到了他的红红绿绿，看到了他的山山水水，感觉他只是一座休闲娱乐易居易玩的城市。成都，更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一座充满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城市。----写于双流机场侯机室22/ 7/24图为酒店边穿流而过的沱江河

刘从云站在相当的高度阐释过刘文辉的相貌特征。他说：刘主席刘军长，你这样的身板骨相，历史上五百年才能出一个，比如历史上的齐国名相晏子，就是你这样的。刘从云并且引经据典，说这样的相貌骨骼决非等闲之辈；这样的人擅长纵横捭阖合纵连横之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挽狂澜于既倒，定乾坤于转瞬。刘从云这样的解释，让刘文辉在释怀之后的私心窃喜中，联系上自己一路走来的成就，提高了对自己相貌的自信，对自己老太婆似的相貌不仅不再自卑而是信心百倍。想想难道不是吗？当他从保定军校毕业出来，四顾茫然时，是刘湘收留了他，当时川中只有两个军，刘湘就是屈指可数的第二军军长。刘湘是个很有亲情观念的人，不仅收留了他，还给予他很大的照顾。但，这对他以后的飞跃，不过是一个方面，在他看来，关键还是靠他自己的本事。他真的是很会来事，特别是善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在他看来，在中国，能不能爬上去，一个人有没有真本事倒还在其次，主要是会处理调动各种关系，这才是大的本事。比如，历史上的刘邦和项羽，就是这方面为生动的范例。表面上，刘邦同项羽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两人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项羽出身社会底层，本身是个流氓无赖，只会干些将儒生的帽子拿来接尿这样的恶作剧。而西楚霸王项羽呢，出身名门，本身又是力拨山兮气盖世，有一身惊人的武艺，打仗百战百胜的王公贵族。而在动乱年间混进起义队伍中成了一个人物的刘邦，干什么都不行。打仗，他要靠韩信；内政外交，他要靠箫何张良。但就是刘邦这样一个流氓无赖，却终在垓一仗，将百战百胜的楚霸王项羽逼得来乌江自刎，刘邦终得了天上，当了皇帝，他靠的什么？靠的是心计，靠的是会调动各种关系为我所用。从古至今，这样的例子多的是。又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江山就是哭出来的。这之间微妙之处多多，他独能体会并烂熟于心，用得总是恰到火候。居下僚，他能体察上司细微心理，说话做事多得上司欢心，屡获升迁。当他的势力到了一定程度，又能审时度势，操纵各派力量，以四两拨千金的妙手连连得势，让自己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终与刘湘并列为川中双雄，形成东西鼎立之势。——《成都巷战·1932》

杜月笙拒绝当汉奸，被人绑架要40万赎金，断然回应：给你90万“上海滩教父”、“第一闻人”杜月笙，他叱咤风云的一生可谓是既传奇又惊心动魄。杜月笙就像是许许多多个对立面：一介小斯成为上海大的黑帮帮主；出身贫寒却在上海中、法、英三国地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质彬彬又杀人如麻，忠肝义胆又奸诈狡猾。1888年，江苏省川沙厅（上海市浦东新区 ）高桥南杜家宅中，一位妇人诞下了一个男婴。夫妇为其取名杜月生。不过后来国学大师章太炎认为这个名字不够文雅，便建议杜月生改名为杜庸，号月笙。杜月笙的父母在他四岁的时候就双双离世，而他则是由继母和舅父养大。父母去世十年之后，十四岁的杜月笙拜青帮的陈世昌为老头子。随后通过其老头子等人的关系进入了当时青帮在上海滩的龙头——黄金荣公馆。并得到了黄金荣的信任，从此开始了自己的传奇之路。1925年，杜月笙成立了“三鑫公司”，垄断了上海法租界鸦片的同时，建立起了一条畅销全球的销售网。由他出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 纳税华人会监察”等职位。当时已经下台的黎元洪秘书长为他撰写了一副“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的对联，杜月笙的d羽将其吹捧为“当代春申君”。随着杜月笙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许多社会名流都时常到他的府上做客，包括章太炎、杨度、秦联奎等名流。凡是有脸面的人物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拜访杜月笙，甚至张学良、蒋介石等军阀大佬也会给他面子。据说在杜月笙修建杜家祠堂时，蒋介石还曾亲自送匾额祝贺。虽然杜月笙“创业成功”捞了很多钱，这些钱大多数都来路不正，并且他也并非什么钱都捞。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并进攻上海。日本人拿出3000万日元准备与杜月笙“合作”，以此拉拢这位青帮帮主。但被其以不做卖国贼为由果断拒绝。因此，上海沦陷之后，参加过“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又拒绝日本人拉拢的杜月笙不得不迁居香港避难。1940年，杜月笙在香港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成为了中国帮会的总龙头大哥。次年，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杜月笙趁机回到重庆，选择在大后方发展自己的势力。不过因为几经动乱，杜月笙手头钱财早已捉襟见肘，于是他准备重新打造自己的商业帝国。杜月笙通过关系找到了当时四川省主席，号称“四川王” 的刘湘其下属刘航琛。从他那里得到了一张没有填写数额的支票，作为了自己的启动资金。然而，重庆毕竟不是上海滩，“上海滩教父”的名头在川渝可没有那么好用。杜月笙手握刘航琛开出的支票一事传了出去，有心人就打起了这份钱的主意。某天，杜月笙外出办事的时候被一伙人绑到了一辆车里，他当时以为是仇杀，故而十分紧张。可是绑架他的这伙人给他表明了只谋财不害命的意思之后，他瞬间冷静了下来。毕竟杜月笙在上海滩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见过？在听说绑匪要40万赎金之后，他却开口道：“我给你90万！”绑匪在听到杜月笙的“讨价还价”之后，不喜反惊，害怕这位枭雄耍什么手段。可是肥肉已经喂到嘴边了，哪有不吃的道理？于是绑匪硬着头皮拿杜月笙换了90万。其实多给绑匪50万并非是杜月笙傻，他不仅是想提高自己在绑匪眼中的价值而自己的安全。并且在当时的中国，杜月笙可谓是军、政、商、黑通吃，还可以利用90万这一笔巨款来事后追查绑匪身份，给绑匪90万是一举两得。杜月笙一生虽然拥有很多钱财，但他看重的反而不是钱财，而是人情。这是他安身立命纵横上海滩的根本。正如“诗仙”李白在《将进酒》中写道：“千金散尽还复来。”钱没有了，但还可以凭借自己的本事和人情东山再起、重头再来，但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如此看来，杜月笙不愧为民国时期的一代枭雄。

1934年，刘湘召集川军将领开会，让他们给军师刘从云下跪磕头。杨森说：“我妈死了，我都没磕过头。怎能给妖道下跪？”后，杨森碍于刘湘情面只好下跪，窝一肚子闷气回去骂了几天刘从云。刘从云，又名刘宗培，1883年出生于四川威远县，他创建所谓“一贯先天道”，大肆招收门徒。刘从云读过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加之为人机变诡诈，江湖“门子”极多，哄得不少人称他“刘神仙”。1923年，刘从云率心腹李彦清、高鹏飞来成都“传道”，商界万国储蓄会总经理郭理钧等二十多人都成了他的门徒。四川军阀中，先是川军21军的机枪司令刘佛澄、团长蒋尚朴当了刘从云的门徒，此后军长刘湘和妻子也成了刘从云的弟子。刘湘夫妇都入了，21军各级军官纷纷争当刘从云的徒子徒孙。刘从云有次酒后失言说：“从此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刘从云自认懂些兵法军事，以“诸葛神机”自命，向刘湘献“安川计划”十条。一次刘湘和杨森联合作战攻鄂，久无战况消息。刘从云掐指推算说：“三天内定有佳音！”结果，被刘从云给蒙对了，三天内捷报飞来，刘湘大喜。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刘从云又为刘湘制定《平定中原作战方略》，把心存逐鹿中原野心的刘湘逗得心痒痒的，对人说刘从云就是他的“诸葛亮”。1929年夏，刘从云在刘湘支持下成立道门军队。他筹集信徒入道礼金数十万银圆，购回德国步枪三千支、手枪二百支，选青壮年道徒百人集中受军事干部训练，再选送三千道徒做士兵，成立川军21军模范师，号称“神兵”。到1931年，“神兵”已扩大到一万三千九百余人，由刘从云直接指挥。川中许多重要军阀都成了刘从云的门徒，并由他分别赐以道号法名。如刘湘赐号玉宪，潘文华赐号玉羽，唐式遵赐号玉美，王缵绪赐号玉道，王陵基赐号玉豹，邓锡侯赐号玉齐等等。1932年，川军29军（军长田颂尧）、28军（军长邓锡侯）、21军（军长刘湘）结盟，共同对付24军（军长刘文辉）。刘从云对大家说：“我已算定冬至之前，24军必败！”接着，刘从云以“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率部攻入成都，果然将刘文辉24军击败，战后得到刘湘数万银圆的奖赏，他在成都三槐树街购置了大公馆。1934年，刘湘组织四川军阀准备六路进攻川陕根据地，任命刘从云为“四川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年秋天，刘湘召集军事会议，只见刘从云在会上恭恭敬敬地对神坛三跪九叩，之后对着众人说：“神驾降临，诸弟子跪接！”刘湘带头，让在场的川军将领下跪磕头。也有许多人不买刘从云这个“神仙”的账。开会之前杨森就说：“我妈死了，我都没磕过头。老子怎能给刘从云下跪？”川中老牌军阀王陵基向刘湘发电报称：“均座（指刘湘）之命服从，刘妖（刘从云）之令，誓死反对！”刘湘所部第2师15团的团长严啸虎，多次上书要杀掉“妖人”刘从云。外号“范哈儿”的师长范绍增在跪拜时低声大骂刘从云，出来后对人说：“这个刘妖，我骂他，他都不知道，狗屁个神仙！”刘从云自当上四川的“委员长”后，驻节南充发号施令，行军打仗要占卜吉时良辰，还要掐指定方向。一次，刘从云命潘佐师去截断红军后路，潘佐照其指定的方向前进，面临大山，又遇断岩，急忙电报请示。刘从云回电责备潘佐：“你不晓得军队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嗦？”潘佐鼻子都要气歪了，回复：“是不是还要我军临岩舍命？”刘从云夜夜焚香祈求，但他的“神军”却一败涂地。川军各部为洗刷自己，全都破口大骂“刘神仙”装神弄鬼贻误战机，纷纷致电要刘从云“自裁以谢川人！”被红军打得大败的刘湘，也回过味来，开始怀疑刘从云。不自知的刘从云，继续以刘湘的师父自居，私行调换了刘湘直属的模范手枪队的两个连的排长，刘湘大怒，起了杀心。刘从云也不傻，晓得娄子捅大了，慌忙带着几个徒弟逃离四川，之后辗转各地。1946年冬，刘从云到上海，范绍增把刘从云介绍给杜月笙。杜月笙为刘从云在南京路大庆里找了个公馆，杜月笙、范绍增为刘从云定下价例：每相一命金一两。此时的刘从云不再穿道袍，而是狐裘貂褂，口衔雪茄，身后徒儿四人也都是西装革履。刘从云巍然高坐，来相面的人竟然颇为不少。1948年4月，刘从云一时兴起，把李宗仁、孙科等副总统候选人的“八”字详加批注、圈点登于报上。又把富春楼“花国大总统”（选美冠军）的“八字”也登其中，“花国”和民国并列张贴于街巷，围观者哈哈大笑。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见刘从云如此胡闹，十分恼火，便下令封了相馆，将刘从云赶出上海。刘从云之后又混迹各地，后在1949年下半年，去了四川。1950年，刘从云卖掉成都三槐树街的房屋，改名刘钟伯，辗转四川各地。1953年刘从云被逮捕，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57年2月12日，在保外就医中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