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今属河南）人。唐朝大臣、文学家。北魏宗室鲜卑拓跋部后裔，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十四世孙（一说十五世孙）。元稹少有才名。贞元九年（793年）明经及第，授左拾遗，进入河中幕府，擢校书郎，迁监察御史。长庆二年（822），由工部侍郎拜相，穆宗长庆三年（823）十月出为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史。后出任同州刺史，入为尚书右丞。太和四年（830年），出任武昌军节度使。大和五年（831年）去世，时年五十三，追赠尚书右仆射。元稹与白居易同科及第，结为终生诗友，同倡新乐府运动，共创“元和体”，世称“元白”。元稹在越州及浙东“功夫两衡尽，留滞七年余”（《醉题东武亭》），不仅留下不少政绩，且与时任杭州刺史的好友在诗词唱和及交游上留下千古佳话。他《别后西陵晚眺》这诗是想念白居易所写。上述提到在穆宗长庆三年（823）八月，元稹自同州刺史授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十月，途经杭 ，拜访长庆二年十月业已 上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白居易设宴，元稹有《赠乐天》诗：莫言邻境易经过，彼此分符欲奈何？垂老相逢渐难别，白头期限各无多。诗人似很感伤，沉重。白居易即写下《席上答微之》以示安慰：我住浙江西，君去浙江东。勿言一水隔，便与千里同。富贵无人劝君酒，今宵为我尽杯中。晚日未抛诗笔砚，夕阳空望郡楼台。与君后会知何日，不似潮头暮却回。离杭上船时，随身乐妓商玲珑唱了元稹十多首诗，元稹依恋难舍，借此写下《重赠》诗：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词。明朝又向江头别，月落潮平是去时。白居易又以《答微之上船后留别》诗表明同样心迹：烛下尊前一分手,舟中岸上两回头。归来虚白堂中梦,合眼先应到越州。现在，元稹渡过钱塘江，到了西陵，便是越州地面了，朋友间依恋之情，依然难以释怀，又是又深情地远眺杭州，信笔写下上述《别后西陵晩眺》诗，并以竹筒贮诗，递送杭州。白居易阅读此诗，欣然会心，写下《荅微之泊西陵驿见寄》：烟波尽处一点白，应是西陵古驿台。知在台边望不见，暮潮空送渡船回。虚拟元稹西陵遥望之状，聊表自己深心感激之情。依旧贮送竹筒，递送越州。元白“竹筒递诗”，便从此开始，一发而不可收。白居易专有诗作记此事，《与微之唱和来去常以竹筒贮诗陈协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拣得琅玕截作筒，缄题章句写心胸。随风每喜飞如鸟，渡水常忧化作龙。粉节坚如太守信，霜筠冷称大夫容。烦君赞咏心知愧，鱼目骊珠同一封。看了元白竹筒贮诗越州杭州来回递送，如果只看诗的内容，以为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根本不会想到是越州、杭州两个“大市长”的唱和诗，是不是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发达才有这种如此纯粹热烈的诗人之情？

浅析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武昌军地理概况武昌军自设置之始便承鄂岳观察使之旧，因军事需要，将治所定于鄂州，并于元和十三年（818）唐廷平定淮西叛乱之后增领申州，于牛僧孺任节度使期间将沔州并入鄂州。因此，李吉甫称鄂岳观察使管辖“鄂州、沔州、安州、黄州、蕲州、岳州”。六州之中，仅申州位于桐柏山以北，其他五州均处于今幕阜山山脉与大别山山脉之间，分布于长江两岸，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即今湖北省中东部与湖南省东北部。唐朝之时，武昌军控扼东南诸州与关中地区往来的重要通道，在此前的分裂时代更是南北政权之间长期对峙的重镇。三国时“淮汉之间，鞠为斗壤”，武昌军所辖的鄂岳地区为东吴与曹魏两国的边境，其中“吴理武昌，曹魏与晋俱理安陆”，黄州为曹魏重镇，蕲州亦属魏国。孙权认为“东南形胜必在上流”，面对来自北方强大的军事压力，于武昌严加布防，“常以重兵镇之”，甚至两次迁都于此：曹魏黄初二年（221）四月，孙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甘露元年（256）九月，孙皓“徙都武昌”。除此之外，吴国曾于岳州“置戍兵以镇之”。因此吴、魏二国在此地基本上为画江而治，史家亦称“三国争衡，江汉为池”。东晋时，世家大族首脑如王敦、庾翼、庾亮、桓温等皆镇武昌以治荆州，此后的三百多年，鄂岳地区便是南北朝间的“交争之地”。武昌军因“束扼江湖，襟带吴楚”且“地接荆岘”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鄂州，为武昌军的军政中心，长江、汉水“会于州之西界”，地理位置优越，军事地位突出。南齐时便称鄂州“地形居要，控接湘川”，史书中对其诸如“兵卫之地”、“兵冲要地”之类的形容颇多。五代十国时期，杨吴、南唐先后对鄂州属县进行调整：杨吴析蒲圻县置嘉鱼县，改唐年县为崇阳县，又将大历年间（766-779）割江夏南部金城、丰乐、宣化等乡所置的新镇升为永安场；南唐将崇阳县复为唐年县，又升永安场为永安县。元和时辖“巴陵、华容、湘阴、沅江、昌江”五县。五代十国时，马楚改沅江县为桥江县，后唐改昌江县为平江县；后唐清泰三年（936），马楚为“便人户输纳”而将巴陵县分割以置王朝场。北宋淳化四年（993），湘阴割入潭州（治今湖南省长沙市），因此岳州于宋初时辖四县一场：“巴陵、华容、平江、桥江、王朝场”。后周显德五年（958），南唐与后周画江而治，原沔州之地尽入后周，周世宗将汊川县划归安州，析汉阳县置汉川县，并于汉阳县置汉阳军，宋初因之。安州位于长江之北，涢水（汉水支流）贯穿境内，史称其地“控荆、衡之远势”。元和时辖“安陆、应山、云梦、孝昌、吉阳、应城”六县。孝昌县于宋朝前改为孝感县并于北宋开宝三年（970）兼并吉昌县，周世宗时将原属鄂州的汊川县划入安州。唐朝时淮西烈曾寇略鄂州，黄、蕲二州首当其冲。黄州“地连云梦”且“襟带湘、汉”，元和时辖“黄冈、黄陂、麻城”三县，至宋初未曾改易。蕲州在黄州之东，位于大别山与幕阜山之间为狭窄的长江河道之处，民风习俗与黄州相似，被称为“江左之藩篱，淮㽭之屏蔽”，元和时辖“蕲春、黄梅、蕲水、广济”四县，至宋初未改。元和时期辖“义阳，钟山，罗山”三县；五代十国时期始终归北方政权统辖，州县状况亦保持原状；宋初因申州民户稀少便将三县合并，降为义阳军，其后改为信阳军。武昌军的战略地位突出，晚唐时期，藩镇跋扈，阻绝漕运，江淮租赋改由江水转运后经汉水西运至关中，而长江、汉水皆贯穿武昌军所辖之地，且汉水自鄂州汇入长江，因此朝廷必须通过对武昌军的掌控来东南财赋的运输。此外，从唐宋之际武昌军所辖州县的更易状况来看，南方杨吴、南唐、马楚政权从中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五代十国时期，鄂岳地区便是当之无愧的四战之地：中原政权占据安州意欲兼并南方割据政权，杨吴及南唐据鄂州以图西进，实力较弱的马楚以岳州为基础对杨吴、荆南等政权屡起战事，因此原武昌军属州已然成为各政权的边州，其形势的复杂程度与三国时颇为相似。参考文献《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六《河南一·龟阨》。《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卷中《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信阳州》。《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河南道五·申州》。

浅析南唐时期武昌军与本国藩镇之间的联系武昌军作为西部边境，与杨吴、南唐辖域内的多数藩镇颇有关联。杜洪占据武昌期间，为抵御杨行密而与洪州钟传首尾呼应。五代十国时期，与武昌军联系为密切的依然是洪州镇南军。洪州是整个江西地区的政治中心，杨吴时期对马楚的多次战争皆是从鄂州或洪州出兵，南唐灭楚之役时边镐“率所领出宜春，遂讨长沙”，刘仁赡从鄂州南下“以舟师克巴陵”，可见杨吴、南唐针对湖南的军事行动大多是以鄂州武昌军、洪州镇南军两大藩镇为基础而展开的。南唐后期，虽然将西部防线进行收缩，鄂州、洪州依然共同担负防御敌军沿江而下的重任，从北宋灭南唐的战况便可看出。原武昌军所辖的蕲、黄二州在南唐时多为官员贬黜之所，直至北宋时苏轼亦被贬于黄州。南唐时首任武昌节度使张宣即因用刑太过而被贬黜为蕲州团副；伐闽之役时，陈觉矫诏以致李仁达复叛，故“流觉于蕲州”。此外，王闽灭国时，南唐安排一批闽国降将其中许文缜便受任“蕲州刺史”，可见蕲、黄等地在南唐时的并非良地，这亦是此处文献记载较少的重要原因。可见南唐对三镇节度使的选用都是以守疆经验丰富之人担任，从中亦可看出三镇之间的官员调动联系紧密，这与其所处的边疆位置、节度使守边职责颇有联系。（二）与临国藩镇之间的关系杨行密时期与中原政权之间的矛盾便已经日益激化，纵观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五代与杨吴、南唐基本保持对立的关系，其中表现在鄂岳地区的便是自后梁始便在原武昌军辖下的安州另置藩镇。其中后晋时因卢文进、李金全先后在安州叛附南唐，故将安州撤除藩镇军号。后周占据江北之地后于唐时的沔州故地置汉阳军，与南唐对峙的前线南移，故而裁撤安远军号。中原五代皆对湖南马氏进行扶植以牵制杨吴、南唐，并且除李金全叛晋之时中原出兵安州之外再无中原自南下鄂岳的纪录，故五代于安州设置藩镇之举的主要目的便是遏制杨吴、南唐在鄂岳地区的扩张。此外，五代时期中原战乱不止，加之北方契丹屡次南下，这便使得杨吴、南唐与中原政权在鄂岳地区基本保持对峙局面。然而从卢文进、李金全先后顺利经由武昌逃入南唐可见在此之前武昌军与安远军两藩镇之间基本没有战争，以致卢文进归附南唐之时向其部下告别，“将士皆再拜为诀”。马楚与中原皆为杨吴（南唐）的敌对政权，其控制鄂岳地区的岳州，但相比于鄂州与安州基本保持较为和平的状态，岳州与鄂州之间却频发战事。马楚虽未在岳州设置藩镇，但对岳州的防御却十分重视，尤其是令大将许德勋驻守岳州，先后击败冷业、王彦章的进攻，此外许德勋时常“以舟师巡境上”，王环之子王赟称其父曾于岳州“六破淮南兵”，可见吴楚之间在岳州的战争为频繁，马楚十分重视岳州的防务。杨吴在武昌军的驻兵规模亦因战争需要而变动，故在王环乘风攻打黄州之后，路经鄂州“展旗鸣鼓，成列而行，鄂人不敢逼”。五代十国时期，武昌军与岳州之间的关系可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为战争时期，即刘存攻打岳州至杨吴与马楚罢兵言和之前；第二阶段为对峙时期，即吴将陈璋于荆湖撤军后至南唐灭楚之前，双方基本没有大的战争，然而马楚施行事大政策与杨吴（南唐）的敌对关系未曾改变，所以鄂、岳之间虽无战事却保持对峙关系。第三阶段为南唐灭楚至南唐亡国前夕，刘仁赡自武昌军出兵占据岳州，其后不久，刘言、周行逢先后占据马氏故地，此时鄂岳之间虽有战事，但两地之间的矛盾却逐渐淡化，刘仁赡入于岳州后“抚纳降附，人皆悦集”，王进逵假道岳州攻打鄂州时，岳州刺史潘叔嗣认为“进逵战胜而还，吾无遗类矣”，便率军袭击武陵逼王进逵回军，从侧面解除鄂州兵祸。周行逢统领湖南之后，虽依附中原并表“宇文琼为武清节度使”，但却没有发动对武昌军的战争，而此时南唐国力衰弱，亦没有挑起战端，故从第二阶段开始整个鄂岳地区逐渐走向和平的状态。而武昌军作为边疆藩镇虽饱经战事却基本保持较为稳定的环境，其所面临的军事压力已从南部的岳州逐渐转向北部的汉阳军、黄州等地。参考文献《宋史》卷二九九《胡则传》。《读通鉴论》卷二五《宪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五月条。#武昌军简介#

柳公绰（765－832年），唐代名臣。柳公绰的祖父、父亲均是官员。柳公绰出生三天时，他的伯父柳子华说：“好好爱惜这个孩子，他的福运是我们兄弟都比不上的。光大我柳家门庭的将是这个孩子。”因而为他取字为“起之”。柳公绰自幼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弟弟是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他为人聪敏，严肃庄重，行为举止合乎礼法。柳公绰考中科举后任渭南县尉，当时渭南适逢荒年，柳家虽然丰衣足食，但这时他每顿饭只吃一碗，直到丰年才恢复。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道：“四方都是疾病饥饿，难道我能一人独饱吗？”公元807年，柳公绰与裴度（唐代名相）同时出任节度判官。柳公绰与裴度彼此推重，惺惺相惜。后来柳公绰先于裴度入朝任吏部郎中，裴度特地赠诗饯别。柳、裴二人君子相惜，互相赞赏激励，成为当时一桩美谈。柳公绰出任京兆尹时，一次去官署途中遇见一名神策军（当时重要的禁军，由宦官集团掌控，飞扬跋扈）小军官迎面骑马毫不回避，柳公绰当即下令将这名小军官杖杀。唐宪宗却指责柳公绰不经请示而杀人。柳公绰说：“京兆尹，是天下作为准则的地方。臣刚受任命，神策军小将便跃马冲过，这是轻视陛下的法律，并不是为了试试臣的！臣只知道杖杀无礼之人，不知道打的是神策军将。”唐宪宗又问：“那你为什么不上奏？”柳公绰答道：“我的职责是判决，不应该由我上奏。”唐宪宗仍不甘心地问：“既然都已经打死了，那应该是谁来上奏呢？”柳公绰继续说道：“在街上打死人，由金吾将军上奏；坊间打死人，则应由左右巡使上奏。”唐宪宗听完之后，终于不再追究。柳公绰为人刚直不屈，而且为官清明公正。有一次他巡视邓县，有两个官员同时被捕，一个是接受贿赂，一个是玩弄法令。邓县县令听说柳公绰一向法纪严明，认为必定会杀掉贪污的人。结果柳公绰的判决是：“贪污的官吏虽然犯法，但法律还在；但奸邪的官吏玩弄、破坏法令，法律就完了。”于是下令杀了那名玩弄法令的官吏。公元824年,唐敬宗即位，宰相牛僧孺被免，贬为武昌军节度使。对于这位被贬宰相，柳公绰却以军中仪仗规格接待。当时地方藩镇普遍拥兵自重，不尊重朝廷，因此柳公绰的下属们纷纷认为对牛僧孺的礼节太重。柳公绰却回答说：“奇章公（牛僧孺）刚刚离开相位。尊重宰相，就是尊重朝廷！”终仍以军容相见。柳公绰天性仁孝，为生母崔氏服丧时，因哀伤过度而身体瘦弱，三年都不曾沐浴。后来他又侍奉继母薛氏长达三十年，甚至连柳家的姻亲都以为柳公绰是薛氏的亲生儿子。柳公绰的表兄薛宫早逝，留下一个孤女，柳公绰又把薛宫的女儿抚养成人并出嫁，而赠给她的资财甚至都超过了自己的孩子。公元832年，柳公绰病重。他忽然命人召来昔日部下韦长，大家都以为他要把后事托付给韦长。谁知见到韦长后，柳公绰继续交待国家大事，闭口不谈私事，说完之后接着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两天后，柳公绰去世，享年68岁。柳公绰一生秉性忠正, 敢于直言进谏，从不向权贵低头。他秉公执法却又宅心仁厚，慈爱百姓。而且柳公绰家风极其严谨，族中子弟皆能恪守家教，世人将柳公绰的家教称之为“柳氏家法”。柳公绰生前也曾说道：“我一生当官，从不因私事而把个人喜怒强加于他人。我的子孙应该会昌盛吧？”顺便说一句。柳公绰的父亲官至丹州刺史。柳公绰一生历任吏部郎中、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御史大夫、刑部尚书、邠宁节度使、兵部尚书等多个要职，终成唐代一代名臣。柳公绰之子柳仲郢（音影），历任刑部尚书及多地节度使，亦是一代名臣。柳仲郢有四子，皆知名于当世，其中四子柳玭（音频），官至御史大夫，同为唐末一代名臣。柳公绰家族从祖辈来看，在唐朝前期默默无闻。但从柳公绰、柳公权两兄弟这一代开始，子孙英才辈出，名臣林立，终成唐代中后期乃至历史上的著名家族。柳公绰的身上，集多种优秀品格于一体，堪称人身楷模；柳公绰一生的行迹，几乎堪称是中国家族发扬光大的标准典范。而成书于柳公绰之孙柳玭之手的《柳氏家训》，对后来的宋代乃至今天影响极大，更是中国著名家训之一……未来几天，末学将分几篇内容连续介绍柳公绰家族成员事迹，让我们在了解先贤们为人处世的同时，也学习一个著名家族从崛起到光大的历史进程。而我们也将看到：完成一个家族的崛起，代代子孙英才辈出，从来不止是一个人的努力，更是家族的全体成员代代奋进，代代秉持操行的共同努力！而历史也从不会轻易垂青任何人和任何家族，历史从来只有一种规律——历史没有如果，只有因果。（史料选自《旧唐书·柳公绰传》）（史料选自《新唐书·柳公绰传》）——《二十四史因果录》#武昌军简介#

1929年，武昌军分校教育长钱大钧和小姨子欧阳生丽同居，将其安顿在一个私宅。有不满的军校学生在校门口的墙上贴了一首打油诗：一夫两妻同枕共床，姐妹成双仿鸳鸯，高谈旧道德礼义廉耻，励行新生活男盗女娼。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南京派人来调查，钱大钧的亲信说：“教育长的家事，也要别人来管吗？老百姓讨三妻四妾的多的是，教育长有两房家眷，这算什么稀奇？”由于当时钱大钧颇受蒋介石的信任，此事便不了了之。不过公允地讲，此事倒也不是钱大钧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细说起来颇有戏剧性。原来，钱大钧的原配妻子是欧阳藻丽，夫妻感情不错，在1928年时，欧阳藻丽突然得了重病，卧床数月，虽然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钱大钧请遍了中西名医，但妻子的病情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日益加剧，到后来甚至是奄奄一息。欧阳藻丽认为自己来日无多，想到她和钱大钧的子女都还小，钱大钧当时也不过36岁，如果自己死了，钱大钧必然是要再娶的，那么新娶的妻子会不会对孩子们好呢？思前想后的欧阳藻丽想到了一个自认为佳的方法，那就是让钱大钧娶她的妹妹欧阳生丽。欧阳藻丽的想法是不错的，一来欧阳生丽嫁给钱大钧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虐待孩子的，二来欧阳生丽当时不过17岁，长得也漂亮，一向崇拜姐夫钱大钧。于是，欧阳藻丽在病榻前叫来了丈夫钱大钧和妹妹欧阳生丽，口头表达了自己的想法，钱大钧和欧阳生丽本来彼此就有好感，当即就同意了。就这样，钱大钧和小姨子欧阳生丽在一起了，1929年，钱大钧到武昌任职时，公开和欧阳生丽同居，结果引发了学校师生的不满。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安顿完后事的欧阳藻丽，在和病魔抗争了几个月后，身体状况开始好转，一年后恢复正常。可是这时，钱大钧已经和欧阳生丽同居，而欧阳藻丽的话也早就说出去了，后，欧阳姐妹的父亲欧阳耀如只得同意，让钱大钧再明媒正娶了欧阳生丽，欧阳藻丽、欧阳生丽两姐妹先后嫁给钱大钧，成为当时的一大笑谈。钱大钧娶了一对姐妹花，造成了不良的印象，蒋介石、何应钦都很是不满。1930年秋，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到武昌军校检阅时，何应钦脸色铁青，全程和钱大钧没有交流，临走时讥讽说：“教育长自己不能以身作则，不重小节，如何让学生服从？”钱大钧面红耳赤，何应钦走后不久，武昌分校就被撤销了。武昌分校撤销后，蒋介石编组了三个教导师，钱大钧被任命为教导第三师师长，驻防武昌。1931年，钱大钧兼任武汉要塞司令，同年秋，武汉发生了空前大水灾，加之长江上游通往洞庭湖的藕池口，江道淤塞，洪峰袭击下游，致使武汉各处堤防均告紧急状态。水灾发生后，当时如能尽人力物力护堤抢险，汉口是可以免遭水灾的。但是，当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召集要塞司令钱大钧、警备司令叶蓬等人会商防讯一事时，钱大钧一再强调蒋介石有手谕不得任意抽调兵力，所以部队不能参加防汛。钱大钧还态度强硬地对何成濬说：”所有要塞工事器材如水泥、木材、麻袋等，没有南京来的命令，我不能拨用。”当时驻防武汉行营的部队有数万人，由于钱大钧的坚持，让何成濬也犹豫，不敢再派其他部队参加防汛抢险。后几人商议的结果是：仅议定派宪兵团两个连，警备旅两个连、武汉要塞军官队，警察大队两个中队，总共不到八百人，编成防汛抢险机动队伍。事后，国民d控制的报纸夸大其词，说什么武汉行营调动了五个团兵力，拨武汉要塞器材三万件，可汉口安全，这完全是自欺欺人。钱大钧在会后，还担心何成濬调遣他的部队和器材去救灾，叮嘱特务营长带人守护汉口，桥口仓库要塞器材，没有钱大钧的亲笔手令，任何人不得动用。由于武汉行营何成濬、钱大钧等人的不作为，这次水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次水灾过后，又出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日本驻汉口领事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指责武汉的官员未采取妥善防汛措施，致使水灾波及租界，要求赔偿损失，荒唐的是，后何成濬从武汉行营拨款二千法币，赔偿了日本租界的水灾损失。1933年，钱大钧任第十三军军长，指挥汤恩泊的第八十九师、孙元良的第八八师，驻防武汉。不久后，钱大钧又调任保定行营主任兼编练处处长。钱大钧从十三军军长，一跃升为行营主任，指挥五个军的部队，这成为北伐以来他得意的时候，也是他彻底腐化的开始。钱大钧在北平、保定两处都置有极为豪华的私宅，一切设备应有尽有，他经常乘用特备专车，带着欧阳生丽来往北平与保定之间。钱大钧贪爱钱财，常以馈送河北各将领为借口，在保定行营开支特别费，每次总是数万元，但实际上这些钱大部分都被钱大钧贪占。由于钱大钧贪财肥私，胃口极大，保定行营的一些人将“钱大钧”三字颠倒，将“钧”改为“钩”，讥讽地称其为“钩大钱”。后来钱大钧的胞兄钱体声牵扯到一起贪污渎职案，蒋介石得知后决定杀鸡儆猴，下令将钱体声枪决。不过，钱大钧依旧如故，蒋介石居然也是无可奈何，索性听之任之，这样用人，焉能不败。

浅析杜洪统治时期的武昌军鄂岳地区为抵御王黄之乱而兴起一股土团军势力，杜洪依靠土团军的力量先后占据岳州、鄂州，唐廷对其授以武昌军节度使之职。杜洪自光启二年（886）入据鄂州至天祐二年（905）兵败被杀，统治鄂州达十九年时间，然而其实际控制的区域远不及王黄之乱以前武昌军节度使的统辖范围。因此，杜洪的实力相对较弱，只得依附于北方朱温，以此来其对武昌军的统治。在杜洪任武昌军节度使期间，与淮南处于敌对状态，与其他邻镇的关系则较为和平。杜洪占据武昌军：鄂岳地区受到王黄之乱的冲击，逐步脱离唐廷的控制，局势变得极其混乱。鄂州人杜洪，出身低贱，却随着土团军的兴起，趁乱逐步占据鄂州。乾符六年（879），黄巢自岭南北上寇略荆湖、鄂岳等地，由于此前有王仙芝焚掠复州（治湖北省仙桃市）导致“生人几尽”的先例，因此鄂州刺史崔绍“募民疆雄者为土团军”，杜洪便加入其中，在保卫鄂州的战争中立功，升为州将，自此发迹。中和四年（884），崔绍卒，路审中趁机于黄州募兵三千入据鄂州，杜洪并未投降于路审中，而是率部南下“逐岳州刺史而代之”。《新唐书》载，中和三年（883）五月，张瑰攻陷复州，八月，韩师德攻陷岳州③；而《通鉴》所载张、韩二人“据复、岳二州，自称刺史”为光启元年（885）之事，其后韩师德寇略峡州（治今湖北省宜昌市）又奔还岳州。因此，按《新唐书》，杜洪所逐岳州刺史当为韩师德；按《通鉴》，杜洪所逐不知何人。但此后杜洪以岳州刺史的身份入据鄂州，可见杜洪与韩师德在岳州发生过军事冲突，且以杜洪的胜出而告终。光启二年（886），周通入侵鄂州以致路审中逃亡，杜洪趁机占据鄂州，并“自称武昌留后”。不久，唐廷便承认杜洪对鄂州的占据，将其任命为武昌军节度使。杜洪能够占据鄂州，其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鄂岳地区脱离唐廷的控制。经王黄之乱的冲击，鄂岳地区与唐朝廷之间的交通逐渐被阻断，中和元年（881），唐朝命裴激出任鄂岳观察使，裴激却因道路阻兵未能赴任，足以见当时混乱的局势已经导致唐廷对地方的命令难以施行。因此，鄂州长期自命主帅，崔绍、路审中、杜洪皆是如此。第二，黄巢军队的攻取策略。黄巢自岭南北上的过程中，虽然所经之地多数“望风降贼”，但是黄巢军队以战养战，攻掠州县之后便转移目标，另寻他处进行劫掠。因此，黄巢未在鄂岳地区留下过多的军事力量，亲率主力转战于淮南、江西等地，唐廷也将主要精力与兵力投放到围剿黄巢的行动中，故而杜洪转战鄂、岳的阻力相对较小。第三，鄂州土团军崛起。为抵御黄巢的进攻，崔绍招募平民百姓建立土团军进行防卫，达到“贼不敢侵”的效果，可见土团军具有一定的战斗力。杜洪参加土团军后“因战立威”，并以“武昌牙将”的身份入据岳州。因此，土团军作为杜洪的主力部队，在杜洪占据岳、鄂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四，鄂岳及周边州县相互攻伐，局势混乱。自崔绍保据鄂州至杜洪任武昌军节度使期间，鄂州西部及南部州县战争频仍。起初，雷满从淮南逃归占据朗州，周岳据衡州，张瑰、韩师德分据复、岳二州。此后，雷满“屡攻掠荆南”，时任荆南节度使陈儒拉拢张、韩二人抵御雷满却被张瑰囚禁，荆南军政大权被张瑰所掌握；周岳又于光启二年（882）攻占潭州，唐廷任命其为武安节度使。足以得见，当时州县之间互相攻伐已是常态，而唐廷面对藩镇相攻却“不复为之辨曲直”，因此杜洪得以趁周通驱逐路审中之机入据鄂州，自称留后，并得到唐廷的承认。杜洪之所以能够以伶人之身份升任藩镇主帅，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王黄之乱带来的混乱局面，正如宋朝史家所言：“因否运，雄踞大藩”。此外，杜洪的事迹是唐末南方地区地方势力崛起后逐渐攫取藩镇权力的典型代表。参考文献《旧五代史》卷十七《杜洪传》。《新唐书》卷一八六《刘巨容传》。《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十二月条。《九国志》卷十一《邓进忠传》。

钱惟济（978—1032）生于北宋都城汴京，字岩夫。钱弘俶第八子。7岁时，因其父纳土归宋之功被授予本府元从指挥使，历诸卫将黔，由东染院使真拜封州刺史。成年后历知绛州、潞州、成德军。为官时有巧思，辖区有个盗贼想偷盗桑树而不得，遂自行割伤手臂，污蔑桑树主人想杀人，有关部门很久都无法判断事情原来。钱惟济为此特请这个盗贼吃饭，观察他以左手执筷。钱惟济说“以右手创人者上重下轻，今汝创特下重，正用左手伤右臂，非尔自为之邪？”盗贼马上认罪。因政绩卓狂生，得到宋真宗的赏识。后又任永州团练使，改知成德军，加检校司空。累官吉州防御使、定州知州，升武昌军节度观察留后。喜宾客，丰宴犒，家无余赀，去世前还尔款700余万缗。而性苛忍，所至牵蔓满狱，以酷刑威众。卒后，宋仁宗赐赙钱300万缗，绢千匹，赠平江军节度使，谥号“宣惠”，享年55岁。钱惟济的主要事迹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有《玉季集》二十卷，不传。《宋史》卷四八○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