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香港一古玩店主出售一套编钟，当地收藏家在看了后纷纷摇头，指出伪造的痕迹过于明显。一老头却不顾众人反对，直接报价100万全部买下！老李（化名）是香港一家古玩店的老板，十月初的一天，几个朋友突然到访，说是从内地流出了一批青铜编钟，想请老李帮忙消化掉。一听是青铜器，老李十分高兴，中国的青铜器在全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如果自己操作得当，至少是上百万的收入，要是送到拍卖行那成交价更是不敢想象。他迫不及待的与朋友约定的碰面的时间。当看到货物后，老李不由得激动了起来，这套编钟一共有十四个，高22-49厘米不等，上边布满了土锈，隐约能看见铭文，显然是刚出土不久。他在这一行已经浸淫了数十载，自然明白这些编钟的来历，想来肯定又是哪个盗墓贼挖出来的。出于对朋友的信任，以及对自己眼光的自信，老李二话没说将这批青铜编钟收了过来，随后向香港古玩圈子的一些资深收藏家发出了邀请。对于青铜器来说，铭文是其身价的，就在一众收藏家对编钟爱不释手、对钟身铭文啧啧称奇时，有人却发现了问题，低声嘀咕：这编钟身上的铭文好像是刻上去的。这句话一下子让现场炸开了锅，商周时期，由于缺少完整的刻凿工具，所有的青铜器铭文都是铸造成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这套编钟却出现了刀刻铭文，在场所有人的脸色变得难看了起来，随后相继向老李道别，匆匆离去。虽然众人没有当场指出来，但那意思已经很明白，这些编钟很有可能都是赝品。老李顿时面如死灰，抱起一件编钟细细查看，然而那些明显的利器刻凿痕迹却击碎了他的后一丝幻想。自己花大价钱收来的青铜器竟然是赝品，这让老李怎么也接受不了，他原本还想着能好好赚一笔。更没想到朋友会坑自己，但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这一行的规矩就是这样，只能怪自己“打眼”了。这天，老李正在四处打电话寻求朋友们的帮助，店内却来了一人，直接挑明想要买那套编钟。早就被铭文的事情搞的焦头烂额的他喜出望外，连忙招呼客人落座。客人叫张光裕，他表明自己是受人之托前来与老李商谈编钟的购买事宜，而真正的买主远在上海，由于签证手续问题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老李试探着问张光裕知不知道铭文的问题，毕竟这件事在圈中已经传的沸沸扬扬，自己也没必要遮遮掩掩。张光裕则说，买主看过照片，觉得没有问题。这样的回答无疑让老李吃了一颗定心丸，由于着急将这个烫手山芋出手，双方终商定以100万港币的价格成交。两个月后，十二个大箱子被直接送到了上海博物馆，原来花大价钱买下这批编钟的正是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然而，编钟到了上海后，马承源却遭到了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的口诛笔伐，觉得他此举过于武断。但马承源却顶住压力，立即组织人手对文物进行去锈处理并试图解读铭文。1980年，考古人员曾在山西曲沃、翼城两县发现了一处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的墓葬群，初步确认为西周时期晋国早期的墓葬，但这处墓葬群中的8号墓地却在1992年8月遭到了不法分子的盗掘，大量随葬品流失境外。马承源之所以仅凭照片就如此笃定，是因为他怀疑这套编钟很有可能就是从晋侯墓地中被盗出来的。果然，经过去锈，露出的铭文“晋侯苏”三个字证实了马承源的猜想。编钟上的铭文共有339字，另有重文9字，合文7字。铭文记载了周王三十三年，晋侯苏奉命追随王讨伐东夷，大获全胜，周王劳师，两次对晋侯进行嘉奖的事情。不过这都是马承源的一家之言，依然有不少人对于编钟的真伪保持质疑。首先，是这些编钟依然能看见黄色铜胎，而且锈蚀的程度也不对。其次，还是铭文的问题，先秦时期的编钟采用的是高锡青铜铸成，质地十分坚硬，根本不具备刻凿工具。对于这些质疑，马承源也有着自己的解释：第一，黄色的铜胎是由于器皿一直深埋底下，近才出土，所以锈蚀程度不够。第二，当时晋国应该已经有了可以凿刻的工具，但由于编钟的坚硬，不能一挥而就，只能先凿出小点，然后连点成线，往往一笔一划就需要四五刀，所以编钟上的刀痕明显。晋侯墓地8号墓被盗后，北大考古系与山西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联合发掘，在墓中他们发现了两枚甬钟，分别刻着“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兹钟”的铭文。这是西周时期使用铭文的惯例，成套使用的青铜器后两件都会刻上这样的铭文，这两枚甬钟显然不是单独出现的，工作人员不禁想起了被马承源买回上海的那14件编钟。主持发掘工作的北大考古系教授邹衡先生立即联系了马承源，说明情况后，带着八号墓的图文资料赶往了上海博物馆。当两人看到16枚编钟铭文风格一致，大小成编时，既高兴又震惊，一切终于尘埃落定……值得一提的是，专家们曾试图用不同硬度的利器在青铜上刻凿文字，但都以失败告终，所以那些编钟上的文字到底是如何刻凿的，至今仍令人费解。只能推断在距今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智慧的古人已经制造出了比青铜器更为坚硬的刻字工具！

“这编钟一看就是假的，您还要花国家的钱把它买回来吗？”1992年，面对同行的指责，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坚定地表示：这是真的！上个世纪80、90年代，随着国家的开放，很多文物专家纷纷来到香港。因为当时有不少利欲熏心的窃贼盗掘古墓，将里面的文物倒卖出境，而这些文物多半会在香港中转。这天，马承源先生接到了香港一个拍卖行的委托，说是有一套西周编钟被包括大陆、日本、台湾省等等的所有专家一致鉴定为假，希望他这位青铜器大师能过去帮帮忙，鉴定一下。不然的话，这编钟可就卖不出价了。马先生一听，竟然是罕见的西周编钟。他便详细的询问了一下，这个编钟究竟是什么情况。对方表示，这套西周编钟共有14件，每一件都完整，而且所有的编钟上面，都有数百个西周文字。西周编钟本身就极其珍贵了，而且不但完整，还刻有文字，应该具有史料价值，简直是国宝。马先生不禁好奇了起来，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海内外的众多专家都说它是假的呢？对方很无奈地说，事情坏就坏在这个刻字上！原来，这个编钟身上的刻字，并不是铸造上去的，而是凿刻上去的。马先生一听，顿时两眼放光。他立刻表示，我就不去香港了，这编钟是真的，你们开个价，这编钟，我上海博物馆要了！拍卖行正愁这编钟被各路鉴定专家打压的抬不起头来，眼看就要砸手里。一见马先生如此痛快，欣然同意，连讨价还价都免了，当场以较低的价格，把编钟转让给了马先生。马先生随机向国家申请了一笔钱，支付了购买编钟的费用。然而，马先生的这一番举动，立刻引起了文物界的轩然大波，所有人都对马先生的决定十分不解，还有的人对他口诛笔伐，质问他：“您作为一个青铜器大师，难道连这点作假手段都不能识破吗？”原来，这些人如此笃定编钟为假的依据，就是上面凿刻上去的铭文。原因很简单，西周时期，正是青铜器大盛的朝代，如果想要在青铜器上凿刻铭文，就需要一种比青铜材质更硬的工具。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工具只能是铁器。但问题是，西周时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当时的人们掌握了铁器的冶炼方法。因此，很多文物专家一口断定，无论这个编钟的形制多么符合西周时期，它都绝不可能会是真的。而马先生之所以敢在没见到编钟的面时就断定编钟为真，也是因为这个编钟的凿刻铭文。马先生认为，对方毕竟是一个大的拍卖行，能入围其中的文物，必然是有点真分量的。而编钟，是一个精密的乐器，如果贸然往上面刻字，没准音色就不准了，所以很容易被鉴定为赝品。哪个造假的人会冒这个“功亏一篑”的风险？往上面刻字这种情况，非古人不能为也。所以，马先生断定，这应当是真货。而等到编钟送到后，马先生观看了一番，这编钟古色古韵，刻字也尽显古意。他心里的后一块石头也就落了地。然而，马先生的同行却对他的说辞并不买账。他们甚至还拿出“浪费国家的钱”来向马先生施压。终，马先生打电话给好友邹衡。邹衡是商周考古大家，没准他能给自己帮帮忙，邹先生听完马先生介绍了编钟的情况后，开始好奇的询问编钟上记载了什么。马先生如实相告，是晋侯稣率军跟随周厉王巡视天下，以及受命征讨叛乱的事情。邹先生听得心花怒放，赶紧询问道：“这个故事是不是没有结尾的？！”马先生听得一怔，询问邹先生，您是怎么知道的？邹先生哈哈大笑，这套青铜编钟的后两件，就在我的手里！原来，与马先生购得编钟同时进行的，是邹先生主持的山西曲沃晋侯墓考古发掘。这个晋侯墓已经被盗墓贼捷足先登，盗走了大量随葬品，邹先生率领的考古队仅仅找到了被盗墓贼遗漏走的两个小编钟。为此，邹先生痛心不已。谁知被盗走的编钟兜兜转转，竟然来到了老友马先生手里！有邹先生从墓中挖出的两件小编钟为证据，马先生的骂名也终于被洗清。这套编钟证明了，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拥有了冶炼铁器的能力，一下子把相关历史向前推进了500年。如今，这套编钟成为了山西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1991年腊月，山西曲村遗址所在的北赵村，发生了大规模的盗掘事件，这伙盗掘者极为嚣张，大多持有自制枪械，甚至这些盗墓者互相之间发生了小规模的枪战，后这些盗墓者盗掘出了大批珍贵文物竟然光明正大用拖拉机或者汽车拉走……此事引起了山西省文保部门的高度警觉，联合当地公安部门对被盗掘古墓进行了保护，北大考古所邹衡更是带队前往实地考察。在盗掘现场邹教授看到盗洞虽然已经回填，但墓内的土质已被翻了出来，其间夹杂着绿色铜锈以及青铜器的碎片，墓内用以防腐的积碳也被翻的遍地都是，这些典型的特征表明，此墓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积碳墓葬。在邹教授考察完的当天晚上，盗墓贼竟然又将该墓挖出一个盗洞。专家们认为如此大的墓葬群，实在难以做到全力保护，每天可能有古墓被盗掘，这就意味着珍贵文物每天都在流失。以邹衡为首的专家向国家文物局汇报了这个情况，国家有关部门迅速作出反应，经过紧张的筹备，成立刻专门的考古队，于1992年4月18日对这处西周到战国的古墓群进行了保护性发掘。截止到2000年，考古队一共进行了六次大规模发掘工作，共发掘出9组19座晋侯及夫人的墓葬，囊括了西周早期的晋侯夑父到春秋早期的晋文侯仇在内的多个晋侯墓，其九世相继埋葬在此，这在考古史上也属仅见。除了被历朝历代盗掘了走的文物，这些墓葬还出土了许多珍贵而又精美的文物。数百件青铜器涵盖了同时期所有的器类，玉器出土量也是同时期之，另外金器、漆器、陶器、骨器也出土了无数。许多人认为，在出土文物中，大概以山西博物院镇馆之宝“晋侯鸟尊”为，依我看来却是不然，我反而觉得晋献侯车马坑出土的“装甲车”为特殊。晋侯墓地1号车马坑是国内发现的大型车马坑之一，经辨认殉葬马匹大约有105匹，出土车辆约有50到60辆，一般来说殉葬的车辆皆为内外双层栏杆型或者单层栏杆、后端无栏杆型，这从秦皇兵马俑就能看出。但这次晋侯墓出土了五六辆由数层青铜甲片包起来的战车，铜甲片像铠甲一样将车辆包裹住，使其防御力和破坏力加大数倍，这种车辆在出土的西周车辆之中尤为罕见，是商周时期名副其实的“装甲车”。所以说，按照历史研究价值、造型优美来看，无论是鸟尊、还是猪尊等，都是青铜器中的精品，其价值自然无法估量。但如若说另类的话，还是“装甲车”更为特殊，可见古人也是脑洞大开，先进的技术也是运用在军事之中，与现代人无异啊！

《山海经》对商朝渊源的考证《山海经》的记载是准确的，笔者破解也是正确的：第一、“箕尾山”在宁波，结果宁波出土8000年的竹编工具，东南沿海和潮州话都称“畚箕”，虽然，这里是北斗七星的“箕尾”位置，但这里更早是“箕”的由来。说明《山海经》用语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影响了东南沿海，福建人，广东人都是本土为主，移民被同化，而不是征服者。第二、莆田记为“漆吴”，莆田凤凰山有望山阁，刚好望到台湾丘山，故《山海经》记载“望丘山，其光载入载出”。第三、潮州是南禺不庭山，有四方渊，是俊帝妻娥皇三身国城邑中心，产生了古闽，羽民卵民迁移聚居区，潮州话桑葚称“桑垂”，“吊割”刁难义，就是证明。说明族谱大部分是假的，几千年来潮州话是本土形成的，族谱只是明代攀附的产物。第四、“招摇山”是高家山韭菜坝是“食之不饥”，韭菜食之不完。即是吸引鹊鸟觅食的招摇山。除了韭菜，天下再也没有一种食物，能被几十万只鸟“食之不饥”。第五、梯田如衣柜，一格接一格，形象称之为“柜山”。以上五条，就地理方位准确性而言，已没有其他地点可代替，足证《南山经》大框架非此不可。对于商朝渊源，《山海经》的考证结果是：商朝源于南方的“卵民”，且只在《大荒南经》“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的地方，记载过一次。此处即为“玄”转移来的南方。玄鸟生商，是南方玄地的蚕蛾生商。简狄吞卵生契，是蚕女生契。因此，春秋时的“商”字，也是用“卵”构成的。江西出土的“玉羽人”，其实也是蚕蛾化身，只是被错误认为是人物。春秋时期，甚至商人自己，对商朝的起源是形成“共识”的。也就是《山海经》的考证结果：卵民生商即蚕蛾生商。《山海经》没有记载卵民转移别处。说明契是在《南经》地域受封，直接成为商人，后来才北上发展，终与夏争地盘。商人是丝绸文化广大者。这也是商亡后其遗民逃往“南巢”的原因。《史记》“南海民处庐江者反”，“南海民处上淦者复反”，说明南海民丝织经营范围很大，“民反”只是淮南王构陷的，南方人重商的基因源于羽民、卵民。后来，《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引而不释，再由战国文人随意解释，才开始了乱源。但商族母系是南方人基因却是肯定的。对于契的封地、“商”和居地“蕃”，文献上就说法不一。 《史记·殷本纪第三》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 《世本》说：“契居蕃。封于商。 ”王国维说：“商之国名本于地名”。显然“商”是封地的地名，居于蕃，是原居住的地名，究竟是不是《大荒南经》，古籍并没有记录，“商”和“蕃”究竟在何处，无人详解。西晋学者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写道：“商卨，契，始封于商，在《禹贡》太华之阳，今上洛，商是也”，也只是猜测而已。《括地志》 P201页云：“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卨所封也”。 《括地志》是中国唐朝时的一部大型地理著作，由唐初魏王李泰主编。它吸收了《汉书·地理志》和顾野王《舆地志》两书编簒上的特点，按贞观十道排比358州，内含41个都督府，再以州为单位，分述辖境1551个的沿革、地望、得名、 山川、城池、古迹、神话传说、重大历史事件等。博采经传地志，旁求故志旧闻，保存了许多六朝地理书中的珍贵资料。多为唐宋著作所引用，有较高史料价值。孙星衍云：“其书称述经传， 山川城冢，皆本古说，载六朝时地理书甚多， 以此长于《元和郡县图志》而在其先” ……说到底，就整个中国史学界而言，从古到今，关于商族起源地的说法，不下十多来种。但有关商代史的记载，至今所发现的甲骨文献尚未找到详细的系统记载，没有考古学的证据，单从研究古文献入手，是难以彻底弄清楚的。考古学者邹衡在二十多年前曾提出：“先商文化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寻找商文化的来源……早商文化，郑州二里岗型，直接来源于先商文化的南关，郑州、外型，而南关外型又来源于先商文化的漳河、河北型。他认为，成汤以前，商人活动地区的中心地点在滹沱河与漳河之间。 “漳水当初或即叫滳水”，“考古学研究证明，这个地区就是今漳河地区。 ”后来商人活动逐渐南移。商亡后遗民逃到九龙江，不是没有原因的。所有史学家都把商源关注点放在北方，只有《山海经》把商的渊源考证在南方。自古至今，用“蕃”和“番”做地名的，也多在南方。《世本》说：“契居蕃，封于商。倒是吻合《山海经·大荒南经》的方位。“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则是其封地。甲骨文“殻”字，也是南方养蚕形成的，“垂”字又是桑树叶垂的形状。很多甲骨文都是桑蚕元素构成的，这也许就是商源好的答案，说明契是“卵民”的后代，夏商文字与丝绸和潮州方言有关。《史记·殷本纪》“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生契。”明显就是《山海经》的考证结果，只是理解偏差。《史记》没考证，又不是写实，故弄玄虚。却没被认为是荒诞，商源被错误解读在所难免。

漳河在中国的水文资料里是一条不起眼的河流。虽然流经晋、冀、豫是海河的重要支流，可是其影响力却远不及其它的大江大河。但在干旱少雨的北方，对于黎城乃至长治，甚至更多的地方而言，她却是母亲河。漳河观台以上的河段，两岸地势陡峭，河谷狭窄，水流曲折迂回。其间，有赤壁、天桥等多处天然屏障。河道出观台后进入丘陵地区，岳城水库以下为平原，至管陶县与为卫河合流后入卫运河。漳河是一条游荡型的河，素以“善淤、善决、善徒”著称。从明朝（公元1368年）至1942年的575年中，较大的改道有50次之多，决口次数更多。漳河是一条从历史中流出来的河流。漳河发源地之一，是长子县发鸠山。这是一个凝结着神话传说的地方，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毓庆曾大胆断言“晋东南丰富的英雄神话是文明始祖的曙光”“华夏文明的曙光破晓于晋东南”。只有晋东南的众多神话传说——这种口耳相传的历史，才能将中华文明的五千年串起来。在古代，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中，那些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黄帝蚩尤之战、夸父追日、尧舜禅让、成汤祈雨等等，基本上都出自上d或和上d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鸠山，即精卫填海的故事原发地。精卫是炎帝的小女儿，本名女娃。黎城县的隋代《宝泰寺碑记》就称此地为“炎帝获嘉禾之地”。作家钮余大先生通过文献和实地考察推断，千古圣帝尧是黎城人。箕山、洗耳河、许由洞、彭祖家乡“彭庄”等人文遗迹为“许由洗耳”等民间传说留下的不只是佐证，很可能就是真实历史发生的舞台。如果说，虚幻的历史只停留在传说中的话，那么真实的历史却是在血与火中诞生的。河北省考古人员在磁县境内发现商部族早期生活的文化层，为学术界关于商部族起源于漳河流域的说法提供了新证据。据邹衡先生分析，如果排除先商遗址中夏文化的因素，漳河型应是较为纯粹的商文化，很可能代表商文化的原始形态。在漳河周边，历史上战乱频繁。“西伯戡黎”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传说，而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西门豹治邺中，河伯娶妻的故事家喻户晓；项羽破釜沉舟的故事就发生在漳河，项羽在留下一个成语的同时，也留下了战火的印记；1800年前，一代枭雄曹操引漳河之水围困邺城，攻克后把这里经营为曹氏的根据地。漳河是一条浸满了是文化元素和人类情感的河流。且不说上d地区的众多遗迹反映了古人高品位的文化追求，不说磁州窑观台遗址，不说民歌凝结成的棒子、落子等诸多大戏，不说历史久远的八音会悠扬的倾诉，不说佛寺、石刻、碑碣，不说争奇斗艳的民俗民风，仅在古邺城，曹操就多次下达求贤令，招揽天下人才，于是邺城一时英才汇聚，形成了以“三曹”和“建安七子”为主体的邺下文人集团。这些饱经战乱的文人写下了大量慷慨激昂的作品，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建安文学”。关于漳河和涉及到漳河的诗篇数不胜数。现代文学史上，阮章竟的一首叙事长诗《漳河水》脍炙人口，成为不朽的经典。但是，这些毕竟已是往事。我所期待的漳河的未来，就像王之涣的那首《宴词》中所写的那样：长堤春水绿悠悠，畎入漳河一道流。莫听声声催去棹，桃溪浅处不胜舟。倘若此，则为人民之福祉，子孙之幸事。#邹衡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