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奢侈品界有一条贪吃的巨蛇，它吞食了迪奥、LV、宝格丽等50多个品牌，令众多品牌闻风丧胆。然而，仍有一位英雄站在奢侈品塔尖，他就是爱马仕。关于爱马仕的故事，可以追溯到210年前。在那个没有汽车的时代，人们出行和打仗都需要借助马匹。在德国的一个军营里，有一位驯马师总是带着他的小儿子。除了驯马，他还主动承担了更换和修补马具的任务。他的小儿子蒂埃里也深受父亲影响，喜欢上了与马有关的一切。蒂埃里不仅帮父亲工作，还利用空余时间到马具作坊当学徒。后来，蒂埃里的父亲去世了，但他长大成人后回到法国，在巴黎开了一家以自己姓氏命名的马具店。就这样，爱马仕在1837年诞生了。蒂埃里的创业之路并不平坦，但他始终坚持主义。小到一颗铆钉，细到母处缝合，他都追求。一只马鞍需要花费20-40个小时才能制作完成。虽然爱马仕的马具没有什么特色，但蒂埃里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终，他的坚持得到了回报。有一天，国王的儿子的马车发生了事故，这引起了贵族们对马具安全的重视。从那以后，皇宫贵族都成了爱马仕的座上宾。甚至连大名鼎鼎的拿破仑三世也喜欢上了爱马仕的匠人精神。40年后，老爱马仕退休了。他的儿子查尔斯将总店搬到了巴黎繁华的福宝大道上。爱马仕不仅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达官显贵，还将其推向了欧洲和北美市场。在亚洲，马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随着福特家族实现了将汽车价格打下来的口号，汽车不再是稀缺物品，需要马车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此时，爱马仕的掌门人是第三代掌门人莫里斯。虽然开始转型，但爱马仕仍然以马具为主，包括旅行、运动相关的皮具。但具核心竞争力的缝、合和工匠精神始终得到延续。莫里斯一生无子，所以他去世后将爱马仕交给了他的女婿，也就是杜马斯家族的创始人。虽然爱马仕落入了外姓手中，但杜马斯家族始终将其视为家族事业。他们不仅传承了前几代的精神，还推出了丝巾、香水、西服、鞋饰等产品线。1993年，爱马仕成功上市，成为了奢侈品界的佼佼者。然而，爱马仕的上市却引起了LVMH的注意。爱马仕是如何在LVMH的强势控制下成功脱困的？请听下回分解。

2011年，南昌某古玩市场上，一男子拿着个金光闪闪的物件想要出手。古董商们看后纷纷竖起大拇指：好东西，真宝物！但没人愿意买。男子急了：只要你们肯买，价格便宜点也行。古董商们还是摇头拒绝……男人拿的是一条纯金打造的金龙，看样式很有些年头了。古玩市场的人都是行家，知道这种货不是传世之物，定是某个墓里盗出来的脏物，销赃是要吃牢饭的，这谁还敢呀。男人转遍整个古玩市场，都没人敢收他的货，却成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警察敏锐的觉察到，这可能是一伙盗墓贼在销赃。于是，警察悄悄布局，准备将盗墓团伙一网打尽。掌握到确切信息后，警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悄来到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的一个土包上，将一伙盗墓贼抓了个现行，并将盗出来的文物全部收缴。警方将缴获的文物送到文物部门鉴定发现，这些文物应该出自等级极高的汗代大墓。由于古墓已经被盗，考古专家立即对这座大墓进行抢救性挖掘。从墓中文字记载可知，这座墓葬的主人是海昏侯刘贺。刘贺是汉武帝刘彻的孙子，昌邑哀王刘髆的儿子。公元前86年，刘髆去世，刘贺承其爵位，成为第二任昌邑王。据史料记载，刘贺在当昌邑王的时候不务正业，常和奴仆一起吃喝玩乐、遛狗斗鸡。郎中令龚遂对他进行劝诫，他一句不听，只要龚遂开口，他就捂着耳朵转身走开。汉昭帝病重不起，刘贺仍旧跑马打猎射鸟，跟奴仆一起四处游玩寻欢作乐，整日狂妄胡闹，名声坏到不行。公元前74年，膝下无子的汉昭帝驾崩，皇位没有接班人。于是，大将军霍光便将昌邑王刘贺接入长安继承皇位。刘贺登基称帝后，立刻将昌邑国的乐妓召进宫，击鼓唱歌，寻欢作乐。他还坐上皇太后专用的小车，到昭帝嫔妃居住的掖庭中嬉笑玩乐行淫乱之事，并威胁掖庭令说：谁敢将此事泄露出去，就把他拉去斩了。总之这个新上任的皇帝一点都不称职，整天寻欢作乐不务正业，还将宫里的侍卫全换成他的人，又把他的亲信安插到各个阶层的大小官位上去。朝臣们觉得再由着皇帝这样玩下去，大汉天下迟早被他玩完。于是群臣和霍光一起求见上官太后，口径出奇一致的说刘贺荒淫无道不能当皇帝。太后赞同霍光等一众大臣的意见，于是她亲自出马，诏令各宫禁门卫不许放刘贺的群臣进来。这天，刘贺拜见完太后回到温室殿，刚进门，宫中的黄门宦官立刻将宫门关上，刘贺的亲信大臣一个都没有进入殿中。刘贺见这阵势心知不妙，但仍强装镇定的问：“这是干什么？”大将军霍光跪下道：“皇太后有令，不让昌邑王的群臣进来。”随后，霍光将刘贺交由原昭帝的侍卫看守，又命羽林军将刘贺的亲信全部抓住关进牢房。不久，太后召见刘贺。一队兵将手持兵器立在殿前，令刘贺跪在殿下，霍光和各大臣依次走进殿来，联名弹劾刘贺。尚书令当庭宣读了弹劾奏章，细数刘贺即位以来种种违法行为。这简直就是一场汉代版的批斗大会！该走的过场走完，太后就下诏废黜刘贺。刘贺还想做后的挣扎，那知霍光一下子抓住他的手，解下他身上的玺印绶带，奉上交给太后。就这样，刘贺仅仅当了27天皇帝，就因荒淫无度、不保社稷被废为庶民，史称汉废帝。刘贺被贬为庶民后，太后命他回到故国昌邑，并赐给他汤沐邑二千户，继承昌邑哀王刘髆的全部财产，昌邑国降为山阳郡。原昌邑国群臣，也就是刘贺的那200多个亲信，被霍光全部处死。刘贺被废，大将军霍光又将汉武帝的曾孙立为皇帝，是为汉宣帝。公元前63年，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同年四月，刘贺携带大量财物前往封地豫章郡就番，就是今天的南昌市新建区。公元前59年，刘贺去世，享年34岁。汉朝流行厚葬，主张生前带来的，死后也要带走。刘贺当过昌邑王、皇帝、庶民、海昏侯，跌宕起伏的一生，积累下了大量财富，使得他的墓葬也格外丰厚。历经5年时间的挖掘，从海昏侯墓中出土了478件合计115公斤金器，10多吨五铢钱，还有大量青铜器、玉器、车马具、竹简等珍贵文物。其中青铜雁鱼灯、孔子像屏风等将成为文物。特别是出土的5200多枚竹简，里面记载的部分内容会让汉代的文史研究取得重要成果。资料参考《汉书》图片来源于网络

马具

御马之术作为通俗历史作家，房龙善于将复杂的历史说得简单，他说，统治意味着暴力，世界上所有的美丽辞藻堆砌在一起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与步兵和车兵相比，骑兵意味着更加普遍和有效的暴力，骑在马上的统治者更加危险。在一个没有水泥、沥青和橡胶的古代，放弃轮子也意味着减少了道路的约束，帝国的统治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十骑服百人，百骑服千人。”如果将骑马这件事看作一个数学问题，其实是对人与马之间关系的重新换算。去掉车之后，人与马的关系更加紧密，进而合二为一，极大地加强了骑马者的暴力优势。反过来，骑马的出现，也进一步强化了马在国家统治中的技术重要性。不用说，骑马在促进战争的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国家与统治。正如东汉时期的军事家马援对皇帝刘秀所言：“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后汉书·马援列传》）古语云，一马（车）当三人。就是说，一个骑兵或一辆战车，在战斗力上至少相当于三个步兵，但实际上，往往可以起到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步兵的作用。吴起刚刚辅佐魏武侯时，就大谈马的重要性和决定性作用——对于军马，饲养处要舒适，水草要喂得适中，饥饱要有节制。冬天马厩要温暖，夏天马棚要凉爽。经常剪刷鬃毛。细心铲蹄钉掌，让它熟悉各种声音和颜色，使其不致惊骇。练习奔驰追逐，熟悉前进、停止的动作，做到人马相亲，然后才能使用。挽马和乘马的装具，如马鞍、笼头、嚼子、缰绳等物，必使其完整坚固。凡马匹受伤，不是在即将结束时，就是刚开始时。不是伤于过饥，就是伤于过饱。如果天色已晚，路程遥远，就要乘马兼步行，宁可人劳累一些，不能让马太累。要经常保持马的体力，以防敌人突然袭击。如果能够懂得这些道理，就能于天下。没有马的时代，人类是相对封闭的和独立的。“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所谓的战争，只是掠夺而不是征服；当战争结束之后，胜利者远去，人们重新获得独立。然而，马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统治者的反应速度得到极大提高，其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以很快的速度，集中力量去镇压一定区域内的叛乱。除非所有被统治者一起反抗，否则，只要统治者的总体力量大于（小部分）反叛者的力量，就可以维持很大区域的征服和统治。因此可以说，人类的相对独立被马消除了。因为马的出现，征服的范围逐步扩大，征服的程度逐步加深，宽松粗疏的间接控制越来越被严厉的直接统治所取代。“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吕氏春秋·用民》），至西周初年，封国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到了兵强马壮的秦始皇时代，天下一统，所有的国家都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这就是秦帝国奠基的历史。据说秦嬴政喜欢韩非，为了得到他，甚至不惜发动战争。韩非入秦后，对嬴政忠告说：如果想要以宽容温和的政治手段来应付一个乱世，就像是没有马具，却想驯服一匹凶悍的野马。但后来吕不韦还是被秦王所杀。秦帝国的暴力统一，让中国失去了很多进步基因，创立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格局。实际上，秦是从驯化马开始，直到后，驯化并奴役了人，从而将御马术与御民术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故御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则马和而欢，道得则民安而集。”（《韩诗外传》）秦之后，继承秦帝国衣钵的汉魏六朝，将州郡行政长官称为“牧”，将地方治理称为“牧民”。

兰州冶铸业兰州的铁、铜冶铸业原本不在城区，唐宋以来，随着佛教的传播以及寺院、道观的建设，诸如佛像、钟鸣器的铸造，铸造业渐渐从西南郊移至城区。宋代，又在城区兴建由犯人铸造钱币的钱监兰州监。金代泰和钟，表明宋元时金属制品的技术先进。明清之际，由于黄河浮桥的建造，需要大量的链接料的铸造，炉院业渐渐从西南郊转移至城区和城周围，黄河北凤林关是炉院业集中的地方。明洪武三年（1369年）、五年(1372年)铸造的接引寺铜接引佛以及兰州黄河浮桥将军柱，都是采用分散化料，集中浇铸办法。清代，炉院业逐渐一分为二，成以冶铸和锻造两行。是时，冶铸多集中于凤林关，而锻造业，多集中于道升巷。清同治末年，凤林关王建文、王建武兄弟设立了三益成，专事铸造。  清咸丰至光绪年间，风林关有永福祥、三益成、三益铭等字号，形成王氏产业，也成为兰州炉院业的中坚。主要生产犁、铧、车穿、水车轴、炉齿、火盆、火锅以及佛像、狮子、宝鼎、香炉、钟磬等大型铸件等。三益成的铜火盆、铜火锅，是闻名西北的精品。清末，兰州道彭英甲在凤林关创办甘肃官铁厂。由此，标志着兰州国有工场手工业的诞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开办的兰州劝工厂设铜器、铁器科，成为兰州国营金属制造业的开端。民国初，有永顺和、德盛公、元兴福等字号先后开业于凤林关，生产犁铧小农具和火炉、炉齿、火锅、火盆等小五金为主。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国家经济建设转向西南、西北，兰州五金制品业遂有长足发展。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由兰州机器制造局改组成立的甘肃机器厂，开始生产衡器、五金工具。是时，道升巷的匠铺，以厨刀、铁勺、锅、铲等生活用品的锻造为主；凤林关的字号，增至50多家，以铁制小农具和锅、盆类产品的铸造和翻砂为主。至此，金属制品具备了翻砂、车削、锻打、电镀的作业基础。主要原料来自甘肃官铁厂（凤林关）和甘肃官铜厂（窑街），产品涉及铸造、翻砂、锻造、延压、氧焊、镔铁等行业，主要有犁铧、铁锅、火炉、火盆、铲勺、车马具、紧固件、连接件以及铁壶、油壶、油提、漏斗、喷壶等日用器具。铜器业中，产品主要有铜勺、铜盘、铜罐、铜壶、铜盆、铜铃铛、铜火炉、铜火锅、温酒器、墨盒、笔架、汤匙以及门锁、合页、插销等箱笼饰件等。生产的发展，出现独具特色的名品，三益铭的铜火锅、铜火盆，董家菜刀、李家菜刀、“牛”(尊山)字梅花铁锨、贾家勺子、金鱼锥刀等，都是闻名西北及全国的著名产品。1956年，铸造业、五金全行业实现合作化，将私营的铺作经过改种、整合，王氏翻砂业联合其它社、组，成立公私合营的兰州新陇翻砂厂、兰州铁工厂，产品有生铁铸件、铁锅、建筑构件和其他金属制品，还试制成功解放式水车、山地犁等新产品。同年，上海德顺锁厂迁兰，兰州五金制品业中又添一种。 （图一，甘肃机器局，民国佚名；图二，兰州机器局制造的火炮，1875，伯雅斯基；图三，黄河边上的将军柱，民国佚名；图四，兰州机器局改制的资源委员会机器厂，民国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