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正”和“忠武”为例，谈谥号背后的政治思维（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对于古代官员来讲，生前的声名固然重要，死后之名也就是谥号的意义也毋庸置疑，他们一辈子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就是为了能够通过谥号流芳百世。而之于统治者而言谥法亦是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只有位高权重、于国有功的少数官员才能受谥，某种程度强化了社会等级制度，有利于引导政治评价，激励世人忠君爱国，维护皇权的专制统治。谥号政治的演变多数学者认为，谥法是由周公所制，西周初期，周公旦为了树立王权之威严，选择以礼治国，创建了一整套严格的礼法，那时谥法作为礼法的一种而出现，用以表彰世卿诸侯的政治功勋。《仪礼·士冠礼》中有言：“生无爵，死无谥。”按照西周的谥法，死者有爵位才能够获得谥号，而有爵位的一般只有诸侯和卿大夫，他们的谥号由周天子所赐予。值得注意的是，西周的谥号只是为了避讳生前之名，并没有善恶谥号之分，而为了表达对死者的缅怀之情，时人会把一些蕴涵美好之意的字作为死者的称谓，因而当时的谥号应该都是褒义之词。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衰落，诸侯势力增强，死皆不请谥于天子，譬如隐公八年，鲁国贵族姬无骇去世，按照礼法应由周天子赐以谥号，但是鲁国并未请示天子，而是直接由隐公赐谥。赐谥权的下移遭到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反对，孔子以“春秋笔法”褒贬诸侯贵族，孟子在其基础上提出谥法须严格褒贬。《孟子·离娄上》中有言：“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他们试图中国谥号的褒贬之词挽救礼崩乐坏的世风，谥号由此开始根据死者的生平功过而定，而不仅仅局限于避讳生前之名而谥。秦始皇以法家之道治国，他说：“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于是在秦朝阶段，臣子共议君父的谥法被短暂地取消。而到了以儒学治天下的汉朝，谥号制度重新被启用，刘邦下令叔孙通制定谥法，为王侯将相赐谥以巩固政权，这一时期的谥法更趋于规范严格，有爵为侯伯，则给谥，否则无谥，封侯者，若因罪夺爵，亦不予谥。东汉实权控制在外戚和宦官手中，这两人多有得谥号者，而文武大臣却很少得谥，私谥重新盛行，汉末三国，魏、蜀、吴及少数民族政权纷纷使用谥法来强化自己政权的形象和招揽人才。及至魏晋南北朝，从“唯才是举”思想出发，废除了流传一千多年的王公列侯无功得谥的陋习，有爵者需有功才能得谥，无爵者依功德给谥，使官员谥法突破了爵位限制，同时还确立起了官员不必回避君主之谥的原则。其后随着专制主义不断发展，唐代律例更加严明，“诸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身亡者，佐史录行状申考功，考功责历任勘校，下太常寺拟谥讫。”太常寺有博士4人，专门负责按照死者的行状判定功过，为其褒贬定谥。宋代沿袭前朝的谥法，但是更为严格，太常礼院据官员行状议定谥号之后博士还要撰写谥议，然后由太常所审核，确定是否公允，再由尚书省集合各部主官讨论及给出意见，交由宰相裁定批准，终奏报皇帝决定。明代皇权更加集中，官员得谥必经礼部、内阁、翰林院、吏部、兵部各政府机构，赐谥之权终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而且谥号字数都已固定下来，“凡亲王谥，例用一字，郡王二字……凡文武大臣赐谥，亦用二字。”清代之谥，规制完备但操作灵活，不仅有专谥、通谥，在例谥之外还存在大量由皇帝不按谥法之例，特旨给予的谥号，称特谥，此外还有追谥、夺谥，虽前朝已有，但是清朝此类的事例尤其之多。

文正是古代文人梦寐以求的一个谥号，有清一代，获得文正谥号的共有八人，分别是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八人之中，曹振镛被认为是没有资格得到这一美谥的。曹振镛一生小心谨慎，唯唯诺诺，信奉多磕头，少说话之原则。作为首席军机大臣，曹振镛对官员的奏折挑剔细故，拘泥文义，使得朝中众臣无法畅所欲言，终造成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道光皇帝刚登基时，对政务很不熟悉，对无法遍阅奏章苦恼，曹振镛便向道光献计说：“当今天下太平，根本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众臣喜作危言，指点天下得失，以此来获取名声。如果指责他们，就会蒙上一个拒谏的骂名。所以今后的奏章，皇上不用全部阅读，只要挑选奏折中细小的错误并以此斥责上奏者，众臣肯定会认为皇上能够明察秋毫，从而惧怕皇上的圣明，不敢随意上折子。”道光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常借大小臣工奏折中的极小错误，对臣工施以罚俸降职等处罚。久之，众臣都开始小心谨慎，奏折中也只是报喜不报忧。太平天国之乱发生后，地方之间互相隐瞒，不敢上奏，直到太平军攻城掠地、已成气候时才不得不报告朝廷。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始作俑者便是曹振镛，后人因此有视曹振镛为晚清第一罪人者。然而，就这个表面上“小心谨慎，一守文法”的曹振镛，在有人威胁到他的地位时，便会毫不留情地施展种种手段铲除异己。道光初年，直隶总督蒋攸铦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受到道光皇帝的青睐，隐约有取代曹振镛之势。当时，两江总督琦善被名职，道光皇帝召集军机大臣讨论继任两江总督人选。曹振镛说：“以臣之见，似乎那彦成为合适。”道光说：“西口正多事，何能他移？”原来当时那彦成正忙于镇压天理教起义，根本不可能离开前线。道光这样一说，曹振镛便不再言语。道光想了一会，指着蒋攸铦说：“你曾在地方历练过，两江总督之职非你莫属。”于是蒋攸铦便被外放为两江总督。蒋攸铦退朝后对人说：“曹振镛这个人城府太深了，他想把我排挤出去，却根本不作任何暗示，而由皇帝作决定，当着皇帝面排挤我，我却无话可说，曹振镛真是太可怕了。”清中期大学问家阮元，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不但在学问方面远胜曹振镛，被当时学者奉为泰山北斗，而且勤于军政，政绩斐然。阮元各方面都如此优秀，曹振镛自然就对他忌惮。有一天道光跟曹振镛偶然谈起时任云贵总督阮元，道光说：“阮元已历任多地督抚三十余年，三十来岁时就官登二品，他为何升迁如此之快？”曹振镛答道：“因为阮元学问深厚。”道光又问：“你怎么知道他学问深厚呢？”曹振镛说：“我听说阮元在云贵总督任内，每天都召集书生谈书论文，创作了很多佳作，都刻书出版，被士人传颂。云贵地区素来难以治理，而阮元却有时间吟诗作文，可见其能力是优异的。”道光听后，便不再讨论阮元，不久就把阮元召回朝廷，给了几个有职无权的闲职。原来道光皇帝重视吏治，希望官员勤于政事，上，曹振镛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明着是夸阮元学问好，实际上是暗示道光皇帝阮元整天只知不务正业。#古文正简介#

古代高官、勋贵去世，都要盖棺定论，就看谥号怎样，文臣以“文正”为尊，武将以“武宁”为尊，诸多文臣中“文正”含金量高的唯有宋朝范仲淹、元朝耶律楚材、明朝李东阳、清朝曾国藩，而唯有范仲淹与曾国藩做到了：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课本中出现过的“范文正公”、“曾文正公”便是指的这两位大佬！

别人吹！受不了！古代文人高的理想是，谥号“文正”！古代武将的高理想是，谥号“忠武”！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

古代文臣武将谥号等级分类在清代，“文正”虽说是大臣谥号中等级高的，但在晚清咸丰之后，原本在清朝谥号中排在23位的“文襄”谥号却堪称隆。在咸丰及以后，尚有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等4人获得“文正”谥号，可获得“文襄”的却只有左宗棠和张之洞2人，比“文正”还难获得。何谓“襄”？“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咸丰皇帝对“襄”字有特殊的规定：文武大臣或阵亡、或军营积劳病故而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拟用“襄”字。所以，晚清时期“襄”字不轻取，也不会轻易给谥。胡林翼战功卓著，但病逝军营功未成，后无缘“文襄”而得“文忠”。左宗棠远征西北，为国家挽回16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谓功莫大焉，获谥“文襄”可谓实至名归；张之洞能得“文襄”虽说是当时的摄政王载沣特别加恩的“特谥”，其军功也不如左宗棠那样大，但其身居封疆大吏，后又位居中枢，创立的一系列近代工业对维护清朝统治也有大功，所以能获得“文襄”的谥号也算当之无愧。#古文正简介#